习近平在福建

从6月15日起,《学习时报》开始连载采访实录《习近平在福建》。这是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成长经历系列采访实录的第六部。此前已陆续刊发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这五个部分。《习近平在福建》反映的主要是他离开福州市,先后任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的领导工作经历。

 资  讯 

习近平在福建(三十四):“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

即时 | 2020-09-02 08:39

采访对象:黄世宏,1948年5月生,福建厦门人。《福建日报》高级记者。曾任《福建日报》负责报道省领导班子新闻的屏山记者站站长。2008年5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初访,2020年1月6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黄世宏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您在哪一个时期与他接触比较多?

黄世宏:我与习近平同志接触较多的时期,是他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时候。当时我是《福建日报》屏山记者站站长。福州城内有三座山,就是屏山、于山和乌山,省委省政府坐落在屏山边。屏山记者站是《福建日报》为宣传报道省委省政府时政活动而设立的,主要任务有三个方面:一是报道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活动;二是报道福建重要时政活动;三是采写涉及全省发展战略和重大典型的报道。

采访组:对您而言,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十七年多时间里,他哪一句话给您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黄世宏:“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这是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2000年元旦刚过,习近平同志召开新年第一次省政府党组成员(扩大)会议,我与会采访并进行新闻报道。习近平同志在发言中谈到新的一年的工作思路和发展规划,其中让我铭记至今的一句话是: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讲话中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政府,但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已经忘记了自己名称前面的‘人民’二字,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重提这两个字。”他罗列了当前某些政府机关和干部忘记“人民”二字的种种表现,毫不客气地指出:“对那些忘记人民,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要把他们从我们队伍中清除出去。”在那次讲话中,他对怎样才能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提出了具体要求。

会后,我在写新闻报道稿的时候,深感习近平同志整个讲话给人印象最深刻、最有新闻性的,就是“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这句话,而且这个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讲话内容。所以,我所写的新闻稿就以习近平同志的这句话作为主标题,内容也围绕这一主题加以组织、提炼。稿件第二天在《福建日报》头版刊登出来后,引起很大反响。这一稿件被评为当天《福建日报》一等好稿,后来又被评为当年全省好新闻一等奖。

这篇稿件发表没多久,省里“两会”召开了。我在采访时发现,很多代表、委员在发言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引用这句话。又没过多久,春节来临,我跟省领导去给驻闽部队和离退休老同志拜年,他们不少人也情不自禁地谈起这句话。全国多家媒体,也纷纷转载这条消息。当时发行量居全国前列的《解放日报》主办的《报刊文摘》以及《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也都在一版转摘了这篇消息。不久,《人民日报》也用同样的标题,发表了习近平同志的有关文章。可见,这句话在全国产生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

采访组: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把人民的事情放在心中,关心和关注群众的难事急事,是习近平同志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您在工作中是否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典型事例?

黄世宏:这样的事例很多,我就讲一件吧。大约是2000年,习近平同志收到一封匿名信,是一个外来打工者写给他的。来信的大致内容是:他从山区来福州市打工,爱人和两个孩子随着来省城。孩子一年年长大了,已到了读书年龄,但因为户籍限制,无法上学读书。他希望省里能够出台相关政策,帮助外来打工者就地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习近平同志认真看了信的内容,认为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亟待解决。他就把这封信批给福州市,请他们就这封信做调研,把这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解决。

但这封信究竟是谁写的,他一家人目前的状况究竟如何,习近平同志一直放心不下。因为来信没有署名,也没有写单位,所以写信人的身份未能知晓。习近平同志注意到信封是福州一家外资首饰企业印制的,信纸也是这个单位的。他就猜测,写信的人可能与这个单位有关。

习近平同志特地吩咐秘书给这家企业打电话问问,看他们能不能帮助找到这个人。秘书把电话打到这家企业,厂长得知省长关心这件事,相当重视,马上组织寻找,最后果然找到了写信的人。

这样,习近平同志就跟这个写信人联系上了,并且告诉他:“你的信我已经收到了,现在已经敦促福州市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请你放心!”

福州市接到习近平同志指示后,组织了工会、教育等几个相关部门,就外来打工者子女上学难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他们看到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打了报告给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之后,市人大常委会专门为解决外来打工者子女读书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法规。这件事在全省引起很大反响,全省不少地方,特别是外来打工者较多的县区,也纷纷出台政策措施,解决外来打工者子女就学问题,促使福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采访党代会的记者。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深情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和“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的理念可以说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这是我们党永远的信念与追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最大的期盼。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对“晋江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做了大量工作。您曾跟随他赴晋江调研采访,请您对这段历史做一个回顾。

黄世宏:我对“晋江经验”的诞生过程还是比较了解的。

习近平同志很重视调查研究,并以此推动指导工作。每年,他都要给自己选定一两个主要调研题目,作为重点来研究,以破解前进中的难题。2002年,习近平同志把当年调研的重点定在福建县域经济发展最好的晋江市。他做过县委书记,深知县域经济搞得好,能有效提高整个省的经济活跃度。在福建工作期间,他一直很注意研究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担任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和省长的6年中,他先后7次亲临晋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他2002年6月这次赴晋江调研的目的,就是要好好总结晋江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前还要依靠政府补贴的县,如何快速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总量一直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的县;在新形势下,全省又应该如何学习推广发展“晋江经验”。

习近平同志先派省政府办公厅的几个同志打前站,到晋江做了一些初步调研。在听取他们的调研汇报后,2002年6月15日,习近平同志便带着我们赴晋江,考察了几家龙头企业,参观了火热的施工现场,与企业负责人、员工一起座谈,并听取泉州市、晋江市领导的汇报。最后,习近平同志对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晋江经验”发表了看法,并总结提出了晋江“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的县域经济发展经验。

“六个始终坚持”就是: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五大关系”就是: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

6月16日,我在《福建日报》头版头条以《适应新形势创新“晋江经验” 大力提高福建省经济综合竞争力》为题,报道了习近平同志在晋江调研总结“晋江经验”的消息。7月6日和7日,我又根据习近平同志总结“晋江经验”所作的指示精神,先后在《福建日报》撰写发表两篇长篇综述:《让企业真正成为“主体”——“晋江经验”启示录(上)》《让科技真正成为“驱动器”——“晋江经验”启示录(下)》。7月6日,我还在头版撰写了《再谈“多几个晋江县”》,作为1990年我在《福建日报》发表的《多几个晋江县》的续篇。

8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习近平同志的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10月4日,《福建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习近平同志的长篇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文中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从那时起,“晋江经验”开始全国闻名。

不久,习近平同志调到浙江省工作。我与省里的干部群众和晋江的同志聊天时常说:“我们很幸运,习近平同志专门为我们一个县进行调研,并总结出很系统的‘晋江经验’。”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继续把“晋江经验”发扬光大,稳步走在全省最前面。晋江近20年一直是全国“十强县”之一。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抓“生态省”建设的情况。

黄世宏:在建设“生态省”这项工作上,习近平同志是非常有远见的。当时,福建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破坏生态的情况,但全省生态的总体状况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同志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和设计“生态省”发展规划,不仅及时保护了福建生态环境,也为“生态福建”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生态省”建设概念,可不是作为口号提提,他始终身体力行,从理论到实践把工作落到实处。他千方百计组织力量,制定方案,请专家组来论证,亲自听取专家意见,赴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对“生态省”建设作出一系列周密部署。通过他的努力,福建的“生态省”建设顺利起步。现在回顾起来,在很多省还没有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亲自主持,把完整的“生态省”建设方案拿出来了。

福建为“生态省”建设召开很多次会议,我都在现场,亲眼看到习近平同志是怎么开展研究、怎么进行部署的。这些细节和过程的主要情况,在我编撰、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生态之路——前进中的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中有了比较集中的记录。我在这里主要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研究和部署“生态省”建设中,交了一个科技教育界的好朋友——福建农林大学的林占熺教授。

林教授在科技上有一个重大发明,就是用菌草替代木头来种植食(药)用菌。改革开放之初,福建乃至全国有很多地方的农民,靠种植香菇、白木耳等食用菌致富,但种植这些食用菌需要大量的木头,农民增收的同时,山上的树却被砍得差不多了。树砍没了,食用菌无法再种植,生态也被破坏了,最后形成一个非常糟糕的结局。这样的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鉴于这种情况,林教授就积极研究以草替代木头来培育食用菌。但草和木头在生物学上是有很大界限的,按理说是不能跨界的。面对种种非议和科研上的艰难,林教授勇往直前,通过多年刻苦攻关,终于从千万种草里面发现、筛选出可以代替木头培育食用菌的菌草,而且效果比用木头还好。林教授的科研成果,既能够有效地扶贫,又能够保护生态环境,这恰恰契合了习近平同志当时谋划的福建“生态省”战略构想。林教授的技术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全国有400多个县来考察学习。目前,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派专家、学生,到菌草诞生地——福建农林大学向林教授学习菌草种植技术。

习近平同志得知林占熺教授的事迹,把他树立为全省的一个典型,还专门在省政府召开表彰会议,授予他一等功,号召全省科技工作者向林占熺教授学习,并从多方面为其发展排忧解难。现在,20年过去了,习近平同志还一直在关心林教授菌草技术的科研和推广工作。这株“小草”,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也实现一个又一个新突破,成长为“参天大树”。林教授的菌草技术已列入联合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要科技成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很多领导工作理念,与他现在提出的一些发展战略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事例。

黄世宏:确实,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不少领导工作理念,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很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

“精准扶贫”的理念和政策就是其中之一。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大力提倡和支持在扶贫开发中开展“造福工程”,这一工程对那些偏僻地区、脱贫无望的农民进行易地搬迁,让他们搬到自然条件比较好一些的地方重建家园。

还有他亲自主抓的“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工作。福建沿海过去有很多渔民,一生都在船上住,几代人没有在陆地上生活过,生活条件很差,还随时面临着台风、洪水的威胁。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建期间,花了很多心血为他们创造上岸定居的条件,先后让7万多名连家船民上了岸,住到现代化的新村里面去。

还有,南平市从机关向农村下派科技特派员、村党支部书记、乡镇流通助理,一起破解“三农”难题,取得很好的效果,深受农民欢迎。习近平同志得知后,把它作为2002年的调研专题,并于4月6日赴南平进行专题调研总结,在全省推广。目前,全国很多地方已经把科技特派员等举措形成制度了。

此外,“数字福建”建设;治理餐桌污染;“真抓实干、马上就办”;机关效能建设,构建服务型政府;从严治党,“不让修一条路倒一批干部现象发生”;共产党员要有“滴水穿石”精神……这一系列理念和做法,都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任职期间率先提出并带头实践的,也都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这些探索和实践不仅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福建干部群众宝贵的精神财富,也随之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丰富和发展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采访组:您在屏山记者站工作期间,曾经和习近平同志一起到重庆市万县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请您讲讲那次重庆之行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事情。

黄世宏:1999年,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受省委委托,带领福建代表团到重庆市万县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那次,我随代表团一起前往,负责新闻报道工作。代表团里有福建各地市委书记或市长、省直机关领导和省工商联组织的一些企业代表。我们到重庆的当晚,重庆市委就跟我们进行了交流。晚饭后,代表团就坐了一艘客轮往万县进发,并在船上过夜。

上船没多久,习近平同志就把所有人都召集到船上的大厅里开会。他详细说明了省委下达给代表团的任务,也讲了这次开展对口帮扶工作的注意事项。

习近平同志说,省委这次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好中央安排的福建对重庆的对口帮扶工作。省委委托他带300万元支持重庆市,参加的各地市和厅局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能力,看看具体怎样给重庆一些支援。省工商联组织的企业家也请多想想怎么做好支援工作。

习近平同志讲完这番话之后,各个地市、厅局的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们纷纷发言,谈了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初步规划了一些项目意向,并敲定了对口支援的数额。大家在会上当场算了一下,加上省委给的300万元,共有将近900万元的资金,此外还有一些合作项目。

会议开得很顺利,9点半左右就结束了。习近平同志说:“大家今天都很辛苦,离休息还有点儿时间,大家可以轻松一下,一起唱唱歌吧!”很快,大家很尽兴地随着音乐伴奏唱起歌来,气氛很好。习近平同志也唱了好几首歌,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歌曲。快到11点半的时候,习近平同志说:“时间不早了,大家休息吧,明天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大家就都回船舱休息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万县,举行了一系列对口帮扶活动,召开了一些项目对接座谈会。其间发生了一件小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重庆方面没想到习近平同志给他们带来这么强大的代表团,送来这么多资金和项目,所以他们非常高兴。他们临时打算增加一项活动内容,就是在万县为福建代表团举办一场舞会。

下午3点左右,他们向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这个想法:“习省长,您带领福建代表团来万县做对口帮扶工作,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项目和资金,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所以打算增加一个活动,为欢迎福建代表团举行一场舞会。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习近平同志听完这番话,脸上没有了笑容,他严肃地说:“中央有规定,不允许为任何领导举行专场舞会。这个舞会我一定不能参加,你们也最好不要举行。”

万县的同志一听这话,感到很难办,因为他们已经布置了,也通知下去了。后来,他们又找习近平同志解释说:“这个活动,其实也不是专场舞会,只是我们安排的一个小晚会,表演五六个小节目,表示对福建代表团的欢迎、感谢,顺便请大家一起跳跳舞,还是请习省长支持一下,不然我们实在下不来台。”

习近平同志沉默了一会儿,就说:“既然这样,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晚会开始时,我带领代表团全体同志参加,等小节目演完之后,我们代表团就退场,后面的舞会就你们自己跳,这样好不好?”

于是,万县就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提议开了这场晚会。五六个小节目表演完,习近平同志很得体地走上舞台,跟演职人员握手,表示感谢。之后,他带领福建的同志们退场,让万县的同志留下来跳舞。由于事先有沟通,万县的同志也都能理解,晚会的气氛很自然、很欢乐。在不违反规定的同时,又接受了东道主的一番好意。

习近平同志做人、做事、做官都能够坚守住他的底线。他在福建工作多年,交了很多朋友,但他做事一直都有很明确的底线,能做的事他用心做好,不能做的事他绝对不做。但同时他又不教条,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讲究灵活性,让事情在原则范围内得到很好的解决。

习近平在福建(三十三):"习近平同志勇于正视社会问题"

即时 | 2020-08-31 08:55

采访对象:张红,女,1952年5月生,福建仙游人。1982年起任《福建日报》校对员、文艺编辑、驻站记者、工商外经采访处副处长、港台信息报常务副总编辑、机动采访处副处长、经济采访部主任、评论部主任兼总编室副主任、群众工作部主任。2002年起任《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2012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2020年1月12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

张红同志,您好!您几乎是同期和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的,你们是如何认识的?

张红:

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当时他刚到厦门任职,而我那时也刚被《福建日报》编辑部派驻到厦门记者站。那天,我去找厦门市副市长毛涤生,进了毛副市长的办公室,发现旁边多了一张桌子,一位小伙子正坐在那儿办公。我问他:“毛副市长不在?”他回答:“不在,刚出去。”我又问:“你是他新来的秘书?”他说:“不是,我姓习,我叫习近平。”然后他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我是《福建日报》驻厦门的记者。”他说:“你请坐吧,有什么事情吗?”我以为这个小伙子不是秘书就是工作人员,便坐下来和他聊了起来,还聊得很开心,就这样和他认识了。当时他看着挺年轻的,比我还小1岁。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新来的厦门市副市长,还是老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儿子。我心想,习近平同志才32岁,来厦门当副市长,太年轻了吧?但后来看到他在厦门的作为,我的想法就被颠覆了。我很清楚地记得,他挂帅作了一个《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集了100多名专家,搞了20多项专题研究。在厦门经济特区起步阶段制定的这个发展战略,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为厦门经济特区的永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习近平同志能顺利组织下来,充分说明了他有高超的统筹协调能力。习近平同志具备雄才大略,善于贴近群众,很快就在厦门的干部群众中赢得了口碑。

采访组:

1990年,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那时您已调回福州。之后十几年的时间,你们在工作上有哪些交往?

张红:

是的。1988年,习近平同志调到宁德,工作了两年,接着又调到福州。他在工作当中,特别注重到基层一线调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工作思路十分契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比如,宁德是当时福建发展最滞后的地方,如何改变面貌?他提出了以“滴水穿石”精神振兴闽东,并强调要有“弱鸟先飞”意识;福州当时政府机关办事效率不高,习近平同志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实践证明,这些策略对引导和激励当地干部群众振奋精神、拓展思路、明确任务、开创工作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曾分管农林水利,我恰好是《福建日报》分管这项工作新闻报道的部门主任,因此多次跟他下乡。他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对基层群众很有感情,一到乡下很快就能融入百姓,如鱼得水。

1999年春节,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到龙岩慰问“五老人员”。“五老”是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党和国家作过贡献的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那期间,彭丽媛老师恰好回到福州探亲,假期很短,于是就带着女儿跟他下乡,一家人在奔赴山区的车中团聚。他们的女儿当时才6岁,小孩子好不容易跟父母一起相聚,很兴奋,就撒娇不肯坐座位,一路都躺在父母的腿上。下车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笑着说:“我们的腿都被压麻了。”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很开心地讲他们家里的趣事。他说,女儿为自己的妈妈感到非常骄傲,两岁时看到妈妈走上舞台唱歌,就站起来告诉周围的人:“这是我妈妈!”女儿有时还会对他说:“爸爸,你怎么不去唱歌?”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吃饭期间,小姑娘跑进跑出,一会儿跑过来抱一抱彭老师,把粉嫩嫩的小腮帮贴在彭老师肩头上。彭老师笑着说:“有时我也嫌她太黏人。可是有个朋友告诉我,孩子黏父母也是有阶段性的,将来长大了,叫她过来,她可能都没空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个场景真的很温馨、很感人。

采访组:

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支持新闻媒体工作的?

张红:

习近平同志对待新闻报道,是很有眼光、很有气量、很得体的。1993年,我在福建日报社旗下的《港台信息报》当常务副总编,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福州有家台资企业叫永骐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怀疑一个女工偷鞋子,竟把这个女工推搡到狗窝里跟狼狗关在一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而相关部门的调查没有全面、客观地搞清楚事实,永骐公司变本加厉虐待工人,工人们情绪激烈,拒绝上班。

事情反映到报社,我带了两名记者,多次深入永骐公司以及事件发生现场、工人居住处采访,同时约见当事人、目击者,对整个事件的过程作了详细调查,进而根据调查材料写出通讯《永骐事件纪实》。我们向福州市开放办领导汇报后,开放办领导把《永骐事件纪实》上交习近平同志。我们当时担心这条新闻对福州产生不利的影响,领导会不高兴。但是习近平同志认真看了这篇文章后,讲了三条意见:第一条,在我们法治国家,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不论在哪里,把人和狗关在一起都是绝对错误的。第二条,福州市一定严肃查办这件事情。第三条,希望媒体等政府对这个违法事件作出处理后再发表这篇文章。他的意见很坦诚,也很得体,既允许媒体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舆论关注的事件,又希望媒体讲究方法策略,把握时机,给政府工作留出时间,引导社会问题向正面转化,进而得到妥善解决。我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按照他的意见做。

不久,福州市严肃查处了永骐事件。我们密切配合,及时在《港台信息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消息。为了平息民愤,不影响台资企业在内陆的发展,还在一版刊登了台企永骐公司给受害女工和社会公众的道歉信。第二版则刊登了通讯《永骐事件纪实》。事情过后,全国总工会的同志找到我,说感谢新闻媒体对永骐事件的报道,这个案例为全国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永骐事件纪实》还荣获当年的“中国新闻奖”。

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习近平同志具有大政治家的胸怀、担当和智慧。他不是简单地把新闻报道分为正面或者负面,报喜不报忧,而是勇于正视社会问题,善于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并且借助媒体力量推动问题的解决。

习近平同志跟我们整个部门的记者都处得很好。有一次,我们处的老记者余养华要跟他下乡,骑自行车赶去集合地途中掉链子了,摆弄了半天才修好。到了省政府大院时,车队已经在办公大楼前面等了一会儿了。老余感到特别不好意思,离老远就举起黑黢黢的手,对习近平同志说:“你看你看,我是因为这样迟到的。”习近平同志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就让他上车了。

《福建日报》许多记者都说,跟习近平同志下乡特别轻松,因为他待人很真诚、很亲切,并且每次下乡的主题很清楚,新闻稿也好写。

习近平同志讲话通俗易懂,说出来的道理易于为大家理解。这最为我们新闻工作者所欢迎。我记得,他当福州市委书记时,《福建日报》总编辑带着我们几个记者去采访他,讲到如何做好工作的时候,他说:“做工作的火候很重要,分寸要把握得很好。”他还用福州的两道名菜来打比方:“佛跳墙要炖三天三夜才好吃,而鸡汤汆海蚌只要烫十秒钟,少一秒钟还不熟,多一秒钟就老了。”

大概是1998年,快过年的时候,我们部门要聚餐,大家都说,请习书记也来,一起欢聚一下。余养华就找到他说:“我们部门要聚餐,请您一起参加。”习近平同志笑着问:“你们哪有钱聚餐?”余养华半真半假地说:“我们卖旧报纸的钱。”习近平同志说:“那我先请你们。”过了几天,他真的请了我们整个部门的人,还请我们报社的社长、总编辑作陪。我们“撮”了一顿,吃完很高兴就跑掉了,到现在还没有回请他。

采访组:

1998年,您曾跟随习近平同志进藏。请您讲讲那次进藏的详细情况。

张红:

1998年跟随习近平同志进藏,说起来还有一个故事。

当时福建对口支援林芝地区。进藏第一天,我们跟着习近平同志马不停蹄,从拉萨赶往林芝。一路上,狂风卷着石头往车上砸,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放晴,路上都是碎石,车子颠簸得厉害,连喝一口水都送不到嘴边。到林芝后,老西藏告诉我们,这里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60%,一定不能把身上的氧耗掉,否则会缺氧。但是我当时觉得精神很好,人家要给我氧气袋,我说不用。回房间后,我洗完澡又洗衣服,后来上床睡觉,感觉透不过气来,整个人像是要沉到海里去了,唯一的意识就是想活不想死。当时全团37个人中就我一个女的,自己住一间房,怎么喊也没人听见,我就拼命挣扎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下楼到服务台要氧气袋。保安一看我嘴唇发黑,赶紧冲到楼上,很快就拎来一个氧气袋。我吸了氧气恢复过来了。一看挂钟,已经是晚上1点,就问保安:“这么晚了,你拿了谁的氧气袋啊?”保安说:“没关系,一个年轻人的,他还在看电视,一听说有人不行了,就让我把他的氧气袋拿给你。”第二天,我半开玩笑地问大家:“昨天晚上是哪位年轻人见义勇为啊,把氧气袋让给我?”习近平同志笑呵呵地说:“是我。”我说:“保安说那个年轻人还在看电视。”他说:“对啊,我在看世界杯足球赛。”

在林芝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要去两百多公里之外的朗县,看望我们的援藏干部。去朗县那条路,是解放军吊在悬崖上面打炮眼硬炸出来的,路面很窄,脚下就是雅鲁藏布江,江水咆哮奔腾,人一掉下去就没命了,非常可怕。所以有位领导同志说,在西藏,敢上路的就是好同志。但在那样险恶的环境里,习近平同志非常从容淡定,而且他身体素质也好,我们这些人抵达西藏的第一天,就高原反应,倒得稀里哗啦的,连随团医生都趴窝了,他却神采奕奕的。

习近平同志很注意民族团结,很关心援藏干部。那次进藏,他把到县里、农场等基层单位工作的援藏干部每一个人都送到位,还很注意给援藏干部创造比较好的工作环境。比如送漳州援藏干部刘文标到米林农场,习近平同志在座谈会上说:“援藏工作就像接力棒,许少钦走了,刘文标来了,他一个人好像是孤单,其实不然。因为汉藏是一家人,相信大家一定能支持他。”那次,他还去看望了在藏的福建籍子弟兵。作为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显示出来很强的大局意识与责任意识。他说:“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全国的稳定和发展。全国的发展是各省、区、市共同的任务,各省、区、市的发展也不只是自己的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采访组:

在10多年和习近平同志接触过程中,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张红:

习近平同志宗旨意识特别强。用民间的话来讲,他有一种悲悯情怀,尤其是对基层的劳苦大众。记得在2000年1月6日召开的省政府党组成员(扩大)会议上,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批评有人把人民忘了,只记得政府。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讲,他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可见,一直以来,他都是把人民放在心中首要位置的。在福建期间,有几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能够突出说明他的这种情怀。

1997年5月,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给习近平同志递了一份报告,反映闽东畲乡仍有一部分群众住在以茅草为顶、泥土为地的茅草房里,生活十分困难。报告深深触动了习近平同志,他旋即率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专程赴闽东调研,我随团采访。闽东是福建最贫苦的地方,群众住的茅草房,雨天满地流水,台风一来,茅草的屋顶经常被卷走,屋里就直接见天。还有的群众住在连家渔船上,居无定所,世世代代在水中漂流,解放前被称作“疍民”,他们靠讨小海维持生计,吃喝拉撒都在船上,空间狭小,风颠浪摇,只能曲着腿或跪在船板上,时间久了,脚伸不直了,膝盖也弯了,多数人患了风湿病。那次下乡,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到福鼎、霞浦调研一些典型的“茅草房户”“连家船户”。习近平同志躬身钻到茅草房里,踏着架在水面上的木板一步一晃走到连家船里,跟群众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了解苦情,探讨解决的方案。看到一家几代人挤在阴暗潮湿的渔船上,习近平同志动情地说:“共和国成立都快50年了,部分群众生活还这么困难,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没有连家渔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

习近平同志有强烈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决心让茅草房户下山,连家船民上岸。在他的推动下,省里出台了政策,落实了资金,闽东百姓群情激昂,草房改造如火如荼地展开。1998年来临之际,闽东2000多家特困户,一下甩掉了象征贫穷的“草帽子”。很快,连家船民世世代代上岸生活的愿望,也得以实现。

还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我曾经分管过《福建日报》群众工作部,做了很多扶贫济困的报道。当时有个三野老战士叫李朝金,是仙游县榜头镇人,解放战争中担任重机枪手,屡立战功。因为没文化,他退伍后回乡当了农民。他娶了一个老婆,生了6个孩子,其中3个是残疾人。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李朝金的老婆得肺癌去世,唯一身体健康的儿子又得了舌癌,李朝金自己也得了食道癌,拖了几年,贫病交加,负债累累。李朝金病情危重时,最牵挂的是两个孙子,其中一个读高中了,成绩很好,但是因为经济困难,面临辍学。2002年5月,百般无奈中,李朝金托人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由村委会盖章证明所述困难属实,并请求各级“有关部门支持解决”,然后通过关系找到了我。看了老人家的信,我非常同情他,就派出资深记者李闽和戴艳梅深入采访,在掌握了一手资料基础上,经多次讨论,反复修改,写出通讯《一个三野老战士的多舛命运》,讲述了李朝金为穷人翻身解放出生入死,入党53年始终保持坚强的党性,晚年却遭遇疾病、陷入贫困的故事,希望得到社会的关心和救助。这篇报道于2002年6月10日在《福建日报》见报之后,习近平同志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省长看了关于三野老战士的报道,很感动。他从工资中拿出1000元,请你代捐给李朝金。”习近平同志还就此事作了批示:“像李朝金这样为革命胜利负过伤、流过血的老退伍军人,应该让他们同其他老人一样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三级政府和民政部门虽然已给予了相应救助,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此类事情社会上时有发生,应想办法建立一种社会救助机制,在各级民政部门加大对病、残和‘五保’人员等社会困难群体进行扶持的同时,也发动社会各界及时对他们进行救助。”

2002年七一前夕,我带着习近平同志的捐款,专程到李朝金家中慰问。弥留中的李朝金用枯瘦的双手握住省长的红包,紧紧地贴在胸前,老泪纵横,在场的人莫不感动。李朝金的孙子很有出息。爷爷过世后,他考上了大学,现在厦门工作,已经成家立业。每年过年,他都给我打电话拜年。他经常说,是习省长的关心改变了他的命运。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张红:

有联系。习近平同志很尊重记者,把我们当作朋友。即将离开福建的时候,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省长调浙江,后天走,明天上午10点半,你有空过来一下。”记得那是2002年10月10日,到习近平同志办公室里来告别的人很多,当时依依惜别的场景我还记得很清楚。习近平同志对我们说:“闽浙两地靠得近,大家来往很方便,今后,我就是福建的省外乡亲。”听他这么说,我们的眼泪都忍不住流下来。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我给他写过信,他也给我回过信。2004年,我到杭州出差,还去拜访了他。他很高兴,热情接待了我。每年过年,我都寄贺年卡给他,他都给我回。他到中央工作以后,我想贺年卡可能就不太好寄了,但是之前每年都寄,今年也不好断了,就试写了一张。没想到,他又给我回了一张。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临别之时习近平同志讲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我在福建17年4个月。黄土地哺育了我,红土地培养了我。

习近平在福建(三十二):"习近平同志关心和支持开展全民登山健身活动"

即时 | 2020-08-28 08:57

采访对象:朱韶明,1958年3月生,福建福州人。1981年任福州糖酒公司会计,1986年任福州市商业局科员,1988年任福建东百集团食品部经理。1990年至2002年任福建东百集团副总裁。1999年至今任省登山协会会长,2001年至今任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总队长。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3日、25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福州市鼓山

采访组:朱韶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你们经常一起登山。请您讲一讲这段经历吧。

朱韶明: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我是福建东百集团的副总裁。东百集团是福建最大的一家上市百货公司。在节日期间,习近平同志视察市场供应情况,并慰问工作第一线职工,曾来过我们百货公司。我有幸和习近平同志见过一两次,但没有更多的交流。

从1997年开始,我和习近平同志接触多了起来。那时,我和在省里工作的一位好朋友经常一起登山,这位朋友后来就邀请习近平同志参加。他高兴地答应了。从那之后的周末,我们就经常和习近平同志一起沿着鼓山的古道,一路登山到终点的十八景休息站,在那里休息一下,聊聊家常。

最初参与登山运动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乐在其中。鼓山是一个颇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山上有很多摩崖石刻,上起北宋,下迄清代,以至当代延续近千年,内容丰富,字体俱全,被誉为“东南碑林”。习近平同志在登山过程中,经常驻足欣赏这些“文化瑰宝”。后来,他总结了登山的几大好处:一是登山属于有氧运动,能增强心肺功能;二是登山需要全身协调运动,能锻炼肌肉、增强骨骼;三是山林之中有很多负氧离子,有利于调节身体机能;四是登山能让身心放松,缓解压力;五是登山要坚持不懈,能锻炼意志力;六是登山能够亲近大自然,在移步换景中陶冶情操。他还说,登山是一个男女老幼皆行的全民运动,福州的冬天不算太冷,登登山,身上就暖和了;夏天虽然炎热,但山上有树荫,山风习习,比较凉爽。一年之中,只要不刮台风,登山运动都可以开展。鼓山离市区又不远,老百姓穿上运动鞋,带一瓶水、一块毛巾来就够了。因此,他觉得这项运动很经济,效果非常好。

习近平同志之前经常游泳,身体素质很好,他登山的速度比较快,一口气能登40分钟,从山脚下一直登到十八景休息站,中间不休息。有时彭丽媛老师回到福州,也一起登山。彭老师也很喜欢这项运动,她说:“通过登山,出一身汗,让身心得到了全面放松。”

在休息站,我们会一起喝茶聊天,他把我们这些人都当成自己的朋友,没有任何架子,讲话很亲切、很实在,是一位把情看得很重的人。来登山时,他穿着也很朴素,常穿省里搞活动时发的运动衣,穿一双国产运动鞋,从来不穿什么名牌。从1997年到2002年的5年时间里,习近平同志每两三个星期就会利用周末时间来登一次山,直到他离开福建到浙江任职。

采访组:在您看来,除了有利于身体健康,还有什么原因让习近平同志一直喜爱登山运动?

朱韶明:习近平同志喜欢登山,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还因为登山为他提供了和老百姓零距离接触的更多机会,有助于他更好了解基层的方方面面。登山时,人们踩着石阶慢慢走,可以和同行的人聊天。习近平同志经常和一起登山的市民聊天,拉家常,问问小孩念书怎么样?家里住房还好吗?看病方便吗?如此等等。在登山过程中,他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学生,有游客,有私企老板,有普通工人,他都会与他们并肩同行,广泛了解他们的情况和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这样一来,周末休息时间,他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了解民情。

习近平同志来登山,从不让工作人员陪同,就和我们几个登山爱好者在一起,和老百姓零距离地接触。他通常就拿着一瓶水、一条毛巾,走到人群中,群众认出他来,会主动跟他打招呼:“习省长好!”他都会微笑着挥手回应。

1999年10月,我们一些登山爱好者筹备成立了福建省登山协会,当时我们邀请他担任名誉会长,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我当名誉会长,就要给登山群众做一些实事,推动全民登山健身运动,运动可以给百姓带来幸福。”自此之后,福建省登山协会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广泛开展全民登山健身活动。他还指示我们组织一些大型群众登山活动,把福建省的群众登山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确确实实为登山群众做实事。

1999年11月,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关心下,我们在福州鼓山举办了全国首届万人登山大赛。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李致新应邀参加大赛,对福建省登山协会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为了鼓励发动更多群众参加登山健身活动,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李致新回北京后,把福建开展群众登山的经验向国家体育总局作了汇报。国家体育总局肯定了福建轰轰烈烈的群众登山活动经验,并向全国推广,首先在大连等全国20多个城市发动并组织市民登山健身活动,并且还把每年的1月1日定为全国新年群众登高健身活动日,同时在全国30个省(区、市)300多个点全面推开登山活动。从这个角度看,“福建登山”为当时全国全民登山健身活动注入了新活力,树立了新样本。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福建省登山协会有一个登山救援队,而这个救援队是在习近平同志指示下建立起来的。请您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朱韶明:习近平同志看问题很敏锐。2000年,随着福建登山健身人数的增加,登山群众中遇险和迷路的情况呈快速上升趋势。

有一次,我与习近平同志一起登山时,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来电称:“在闽侯十八重溪发现有登山群众迷路遇险,需要一些登山友前去救援”。习近平同志当场表示,灾难面前,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建立一支专业的民间山地救援队伍刻不容缓。根据他的指示,我们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工作,2001年1月1日,福建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正式成立。这支救援队是一个纯民间的组织,作为政府应急救援力量的重要补充,全天候风雨无阻,不畏艰难,不改初衷,始终活跃在高技术、高难度、高风险的山地救援公益一线。

我们这支救援队逐渐在人数、装备、管理、技术等方面不断成长。到了2019年,已经成长为一支120人的队伍,包括机关干部、复员军人、个体户、下岗工人、医务人员,其中很多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人员都是社会招募的志愿者。

截至2019年8月,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和支持下建立的这支由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在19年时间里共计救助山地迷路、遇险人员894人,延续了800多户家庭的幸福,真正做到了对生命的守望。我整日与他们相处,对我的思想、心灵都是一种净化和升华。他们的义举得到社会各界好评。这支救援队荣获2014年“感动福建十大人物”,以及2015年“福建省十大最美面孔”,2017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授予“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完善鼓山的登山设施做了很多实事,方便了群众登山。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朱韶明: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福建省的登山运动蓬勃发展,从1997年到2002年这5年间,登山人数明显增加。仅就鼓山登山道而言,1997年的时候,周末登山的群众也就是一两千人。到了2002年,周末登山人数增长到上万人,增加了近10倍。古道因此变得十分拥挤,已经有点不堪重负,人挤人,一上一下容易碰撞、擦伤。

习近平同志周末到鼓山登山时,发现了这个问题。2002年1月5日,他让我整理调查意见,写个报告。仅仅过了一周,即2002年1月12日星期六,习近平同志就在鼓山十八景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部署解决鼓山登山设施等问题。

在会上,由我汇报群众登山有3个困难:一是登山人太多,古道拥挤;二是夜间登山的群众多,没有路灯照明,也容易发生危险;三是登山终点站缺乏淋浴设备,市民登完山,满身是汗,风一吹容易感冒。习近平同志对参会的领导同志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民有所呼,我有所闻;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接下来,现场办公会讨论了福州鼓山设施的问题,制定了解决方案。习近平同志指示新建两条登山道,增加路灯,又从省长基金里拨款30万元,为登山者修建了淋浴室。这几项举措,真正解决了百姓登山健身所遇的实际困难。后来,新建的两条登山道分别取名为“松之恋”和“勇敢者之路”。

此外,我们登山协会还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在全省整修了200条左右的登山便道,设置一些路牌,方便登山群众。

后来鼓山的路灯修得也很不错,造型很古典,和鼓山的环境很搭调。有了路灯照明,群众夜间登山就更安全了,也延长了他们活动的时间。现在平均每天有3万多人登鼓山,每年下来有1000万人次参与登山,让广大登山群众受益,至今仍为百姓津津乐道。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环保事业,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请您讲讲他在登山中对保护生态环境做了哪些工作?

朱韶明:登山作为一种户外运动,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是一项很好的健身项目。山中清新的空气,给予人们在工作、学习环境中无法奢求的“森林浴”,使人有种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感觉。不论在农村或城镇,无论老年人、少年还是青壮年,登山都能成为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但是,随着登山人群的扩大,一些破坏环境的事情也时常发生,有些人修养素质不够,经常乱扔垃圾。

在福州登山的5年当中,习近平同志一直向我们强调,登山协会还有一个职能,就是要做到健身的同时保护环境,要向大家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他自己以身作则,我们一起登山的时候,习近平同志见到山路上有果皮、塑料瓶、食物的包装纸,经常会随手捡起来,遇到垃圾桶再扔进去。在他的带动下,我们见到垃圾也会主动收集起来。

2002年8月30日,我们在福清市的大化山组织了千人露营和以捡垃圾为主的环保活动,参与活动的业余文艺爱好者还表演了文艺节目。习近平同志因为工作忙没有参加那次活动,专门给我来了一封信:“朱韶明同志:来信收悉,你和登山协会在福清大化山组织千人露营、篝火晚会和环保公益签名活动,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你们经常组织登山爱好者开展将登山与社会公益事业于一体的活动,为推动我省全民健身活动和开展公益事业作出新的贡献。”从那时起,我们每年都组织全省登山协会(俱乐部)进行一次到山中捡垃圾的大型环保活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浙江任职以后,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他是通过哪些方式继续关心福建登山协会的工作?

朱韶明: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任职,他心里还一直牵挂着福州,也牵挂着我们福建省登山协会的同志,牵挂着山地救援队等志愿者。福州一位领导到浙江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还嘱咐说,你有时间要多关心他们(登山协会志愿者)啊。

受习近平同志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经常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持我们登山救援队,甚至有的同志加入了我们的志愿者组织,他们都有情怀、有爱心。福建省登山协会、救援队一路走来,也是十分艰辛的,遇到许多困难,我暗地里流泪过、徘徊过、动摇过,但当想起习近平同志的嘱咐,想起他为全国人民日夜操劳,我就想通了,就又有了精神力量。同时,我们得到了这么多热心人的关心,我们的救援公益事业才得以坚持20年而不辍。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上海、北京工作,我们每年都会给他写一封信,在表达问候的同时,也汇报我们登山协会和救援队的当年工作。

2007年,我到浙江去看望习近平同志。他说,小朱啊,我非常怀念咱们当年一起登山的日子。这些年,你们把群众登山活动和公益救援工作做得很好,辛苦了!习近平同志到北京后,在百忙中还十分挂念登山协会同志们,他通过秘书让我转达对志愿者们的问候,并肯定我们为群众登山健身做了大量工作。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和开展公益事业有过重要指示,请您结合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谈谈自己的感受。

朱韶明:从福州鼓山的全国首届万人登山大赛,推广到全国30多个城市联动的登山健身活动;从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再到“健康中国”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对于国民健康的关切,不断推向新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有人说,“健康中国”战略的思想起源在福建。的确,在福建这块充满激情的热土上,习近平同志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探索奋斗了17年多。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改革探索和实践,在思想、胆识、情怀等诸多方面给福建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转化成为推进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巨大动力。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和开展公益事业的指示精神,福建省委省政府多年来对全民登山健身工作给予高度重视,鼓励各地修建登山健行步道,修好验收合格给予一定的补贴,每年都举办各种全民健身活动。

福州市也将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列为为民办实事的一件工程来抓,连续5年举办海峡两岸登山活动,每年有10多万人参加。这项活动,增进了海峡两岸登山爱好者的交流与沟通。此外,新建了10余条全民登山健身步道,登山健身步道总长度达33公里,为广大爱好登山健身的百姓谋福利,被福州市人民亲切地称为“福道”。

福建省登山协会成立以来,先后发动群众开展各种登山健身活动近千场,目前全省700余万人参加登山健身活动,在福建省体育局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下,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全民健身环保登山大赛。福建省登山协会所开展的一系列登山健身活动,得到社会和有关单位的一致好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年前作为福建省省长,担任福建省登山协会的名誉会长,把福建打造成登山健身示范省,对全国广大群众参与登山健身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每年有近2亿人参加登山健身活动,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5%。现在,我们在鼓山十八景设立了一个登山文化展示厅,其中也保留了习近平同志当年现场办公、关心群众、为群众办实事的历史资料。通过梳理这些珍贵点滴,我们试图勾勒出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的“福建样本”。

人民健康、国家安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开启了新时代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伟大征程。

没有全民健身就没有全民健康,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全民健身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和政府对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视与关怀是一贯的,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永恒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才能将增强人民体质落到实处,才能将全民健康的美好愿景落到实处,才能在全民健康基础上逐渐实现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在福建(三十一):"习近平同志对体育事业的支持是发自内心、持之以恒的"

即时 | 2020-08-28 08:58

采访对象:陈忠和,1957年10月生,福建龙海人。1976年入选福建男排,1995年调任国家女排教练,协助主教练郎平。2001年2月任中国女排主教练,2009年3月卸任。2009年6月任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2016年9月任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2017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6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陈指导,您好!您长期从事排球事业,为中国女排取得优异成绩作出了突出贡献。听说您在福建期间就与习近平同志相识,请您讲讲你们最初是怎样认识的?

陈忠和:我最初和习近平同志见面是在1996年前后,那时候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我认识他纯属偶然。原国家女排队员陈招娣来福建看望习书记,我有幸陪同前往,就这样认识了习书记。

那时候,我已到国家女排任助理教练,见到市委书记这么大的领导,还是感到挺拘束的,几乎没说什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习近平同志非常平易近人,说话很平和、很朴实,让我觉得他很好接触,也很亲切。后来,我们在不同场合又见过几次,彼此慢慢熟悉起来,就成了好朋友。

我的老家在福建。我每次回家探亲,路过福州时经常会专程去看望习近平同志。见面聊天的话题,当然大多是中国女排,有时也会谈到其他一些体育项目的事情。每次聊天,我都能感觉到他对中国女排很关注也很了解,当时女排队员的名字和主力队员的打法特点、场上位置他都能娓娓道来,这让我非常惊讶,也非常敬佩。就我了解,在当时体育界以外的省部级领导中,还没有哪一位对中国女排有如此深入的了解。

采访组: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同志很喜欢体育运动,他对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都非常重视。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陈忠和:习近平同志确实很喜欢体育运动,他喜欢游泳、登山、足球,偶尔也打打网球,虽然没打过排球,但他对排球运动一直很关注,对中国女排更是十分关心。

那个时候,福建省的体育事业相对而言不那么强,迫切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更需要省里领导的支持。福建原来的竞技体育成绩不是很理想,在第八届全运会上仅获得5枚金牌。习近平同志当时主持省政府工作,他看到了福建竞技体育方面的短板,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多项举措振兴福建的竞技体育。

比如,在习近平同志推动下,福建省部级以上领导都对口帮助一个竞技队。他本人担任省技巧、体操协会名誉会长,亲自帮助协调资金、训练、人事、编制等问题,大力支持并推动全省竞技体育大发展。这个措施效果很好,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接下来的那一届全运会上,福建的金牌数翻了一番还多,拿下十几枚金牌。

习近平同志对群众体育也很重视。在担任省长期间,还兼任省登山协会名誉主席。他说,当这个名誉主席可以带动群众一起健身。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和对群众体育事业的重视。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女排的关心有哪些事例?

陈忠和:无论是郎平担任主教练期间,还是我担任主教练期间,习近平同志都曾多次看望中国女排,在训练、生活各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

2000年11月,习近平同志专程到漳州女排训练基地召开现场办公会,主要是研究给漳州基地新建训练场馆和运动员宿舍。当时,漳州基地比较老旧,训练场馆和宿舍都是上世纪70年代盖的,住宿条件简陋,训练场馆密封性差,配套功能训练房老旧,达不到训练要求。

习近平同志带队考察,现场办公,对上协调国家体育总局,对下协调省财政厅、省体育局,当天就把新建基地场馆和宿舍的事情定了下来。2001年项目动工,2003年投入使用。近20年来,中国女排每年都会在那时新建的训练馆备战集训。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新老女排队员们都对习近平同志充满感激之情。

2001年夏天,我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时间还不长,把队伍拉到漳州基地训练。当时,中国女排正处于低谷期,成绩不理想,也没有人赞助,一时受到冷遇,各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习近平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地赶到漳州,看望中国女排全体运动员和教练员。当时我正在训练馆带领姑娘们训练,习近平同志一下车就来到训练馆,见到我说:“忠和,辛苦了!我代表省委省政府来看望女排。”我特别感动,激动地说:“谢谢习省长!您给女排队员们讲几句话吧。”等我把女排队员们集合起来后,习近平同志作了讲话。他一方面鼓励中国女排姑娘们要严格训练、科学训练、刻苦训练,在国内外赛场上取得好成绩,为国争光;另一方面,他要求漳州市政府和漳州基地领导精心为女排队员搞好后勤服务,确保吃好、睡好。他对中国女排的关心,让我们全队都非常感动,深受鼓舞。

这一次视察,习近平同志还从省长基金中拨给我们50万元,雪中送炭,及时解决了中国女排当时在训练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从那以后,队员每天的伙食标准增加到100多块钱,不仅伙食有了明显提高,而且还有充足资金给大家买营养品,用于补充大运动量封闭式训练所消耗的体力。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我带的中国女排仍处于低谷期。当时,没人看好这支队伍,认为这支中国女排拿不到冠军;也没人看好我这个教练,认为我水平不够。很多人喊着要请洋教练。另外,不少人认为那一届女排队员个子不够高,平均身高1米83,不占优势,当时国外强队的平均身高都在1米88至1米90,而且当时的中国女排又都是新队员,没有明星球员,大家看不到希望。为了不辜负习近平同志这么多年对中国女排的关心和支持,我狠下一条心,一定要把中国女排带出低谷,重新走上领奖台。记得那些年,我和女排队员没有放过一天假,每天早出晚归。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中国女排经过刻苦训练,顽强拼搏,终于获得瑞士女排精英赛冠军、俄罗斯女排总统杯冠军、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冠军、第九届女排世界杯冠军。2004年8月,在雅典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击败俄罗斯女排获得奥运会冠军。

当我们从领奖台走下来后,我很想给习近平同志汇报,但考虑到他工作那么忙,就没有为这件事专门联系他。我感到,以他长期以来对中国女排的关心,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个好消息,他的心情一定是和中国女排同频共振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以后,他和您以及中国女排还有接触吗?

陈忠和:2006年,那时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我在那年秋天带领中国女排到宁波参加一个比赛。习近平同志专门邀请女排在杭州停留休整一下。那天,他在西子湖畔接见我们,并派了一辆很漂亮的大巴车,请女排姑娘们乘车游览杭州西湖。到了西湖边,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大船,请大家登船荡漾西湖,释放一下长期训练和比赛的紧张与疲劳。我们没有想到,习近平同志对女排这次来杭州如此重视,晚饭前还专门向中国女排致辞。当时讲话的大致内容是:为了表示对中国女排全体队员和教练的欢迎,今天请大家到美丽的西湖畔坐一坐,主要是老朋友聚会,请大家在紧张的训练和比赛之余放松一下。我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对中国女排就很关注,我和你们的教练都是好朋友。今天聚会主要看望一下你们,听说你们要在宁波比赛,希望你们在比赛之前能够更好的放松,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国争光。现在,虽然我从福建调到浙江来工作了,但是你们女排无论有什么需求,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我,我会尽力支持,会帮你们解决问题,使你们得到更好的保障。中国女排有优良的传统,长期以来中国女排精神对全国人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中国女排精神,为祖国争取更大的光荣。

习近平同志是以老朋友的身份讲这段话的,充满了感情。讲话结束以后,大家集体到外面草坪上照了一张合影。后来,省委办公厅的同志把照片寄给我,其中还有一张他听取我汇报时的照片。

采访组:据了解,习近平同志离开浙江到上海工作以后,对您的工作和体育事业仍然十分支持。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陈忠和:2007年7月,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不久,中国男排有个事情找我帮忙。当时,上海一家大型企业和中国男排签署了一个赞助协议,合同签好后,恰好这家企业的总经理换了,新任总经理想推翻这个协议,他认为当时为国争光靠的是女排,男排的成绩并不突出,因此宁愿支付赔偿金,也不愿意履行这个协议。中国男排当时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协议一旦推翻将会承受比较大的损失,因此就找到我,对我说,你跟习书记熟,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请他帮助协调一下?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当时有同事劝我说,你因为这件事麻烦领导,是不是不太合适?我深深知道,习近平同志对体育事业的支持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始终如一的,只要反映真实的困难和问题,他一定会帮忙的。虽然现在女排成绩好,各方面赞助多,不需要请他帮忙了,但万一女排的情况不好了,我还会硬着头皮去找他。现在男排处在低谷,遇到了困难,好不容易有个赞助还要泡汤,我于情于理都应该帮这个忙。于是,我就跟习近平同志的秘书取得联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希望他能够帮助协调一下。

6天以后,我带领女排在香港比赛期间得到消息,这家企业的态度转变了,决定继续和男排合作,履行协议。后来,这家企业每年都给男排400万元赞助,连续给了4年。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无论是在多年以前中国女排低谷的时候,还是在中国男排困难的时候,都能够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这反映出习近平同志对中国体育的关心支持不是一时一事的,也不是唯成绩论的,他对我们不仅能做到锦上添花,更能做到雪中送炭。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期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专程到我们训练馆看望女排,给我们鼓励加油。我们对阵古巴的那天,习近平同志偕夫人彭丽媛老师一起来观战。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习近平同志和彭丽媛老师坐在主席台,彭丽媛老师向我们招手打招呼,我们都很开心。当时,我心里想,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这么多年,我们之间的接触这么多,我想尽快赢得比赛,再把他请下来,给队员讲几句话。比赛一开始很顺利,我们2比0领先,可惜后面没有抓住机会,我在指挥上有些着急,又错过了很多机会,最后我们2比3输给了古巴。那场比赛输了,我们都很伤心,散场之后就走了,也没有请他下来讲话。我心里一直觉得很遗憾。

后来,我离开教练岗位到福建省体育局工作。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我和习近平同志还见过两次面。他一见到我就亲切地跟我握手,说:“忠和,你当领导习惯吗?”我说:“还好,还好,省里面对我很关心。”我当时非常感动,时隔多年,虽然我已经不再担任教练了,但他还是很关心我。

2016年8月21日,在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中,郎平教练带领女排战胜塞尔维亚队获得金牌,重回世界之巅。那场比赛太精彩了,我相信习近平总书记百忙之中一定抽时间看了,看到女排夺冠,他一定很高兴。一直以来,在国人心目中,中国女排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还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女排精神凝聚了几代中国体育人的奋勇拼搏,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很大分量,现在和以后都将焕发夺目的光彩。

我还记得,中国代表团从里约奥运会凯旋归来后,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了教练员和运动员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笑容,我心想,他这么多年支持体育事业,不仅发展了中国的体育事业,而且弘扬了宝贵的体育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

习近平在福建(三十):"习近平同志看问题格局宏大"

即时 | 2020-08-25 09:14

采访对象:王晶,1958年8月生,福建福州人。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新大陆科技集团CEO,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新大陆科技集团

采访组:

王总,您好!作为福建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您在创业之初就得到习近平同志的大力支持,请您谈一谈当时的情况吧。

王晶:

1988年,我从福建省光学研究所“下海”,参与创办实达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习近平同志1990年任福州市委书记,他特别关注关心科技企业和创新人才,从那时我们就认识了。

1994年初,原实达总裁胡钢和我等一批创业者决定重新创业。万事开头难,因此萌生了向习近平同志报告的念头。于是,我联系了他的秘书,当晚就得到回复,习近平同志请我们去办公室。

当时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当年福州党政机关的办公条件比较简陋,习近平同志的办公室非常小,很简朴。他看到我和胡钢来了,就亲切招呼我们坐下,一落座,小小的办公室显得有点局促了,但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让我们倍感温暖。

我们向习近平同志报告了离开实达重新创业的想法,也谈了企业依靠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的设想。他与我们交流、探讨,并对我们的创业思路表示赞赏,同时也提醒我们:“选择科技创新和实业这条路是很艰难的,是需要勇气的,福州整体的城市条件还不够好,工业发展滞后,人才资源也不是很好,你们未来肯定会碰到很多困难。”得知我们初步计划落户马尾福州市经济开发区,他当即表示支持,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最后,习近平同志还叮嘱我们,一定要坚守创新,坚守实业,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扛过去。

这次见面坚定了我们重新创业的信心。于是,我们把企业命名为“新大陆”,寓意从零开始,在一片新的土地上拓荒、进取、创业、创新,也明确了企业使命“科技创新、实业报国”。

采访组:

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重要工作部署当中,新大陆与他的具体工作实践是如何联系起来并发挥重要作用的?

王晶:

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期间,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抓的四方面要务:简政放权、治理“餐桌污染”、生态省建设和数字福建建设。新大陆发展过程,与他的治理思想脉络始终紧密相连。

“简政放权”。早在1990年,习近平同志就在福州率先倡导简政放权,创造性地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办公”,全部手续不用出楼即可办成。这带来的便利,早期创业的企业家和外商投资者都深有感受。尤其是他在福州经济开发区强调的“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要求市各主管部门简化审批程序,一揽子解决问题,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可以说,新大陆和当年其他创业者都是“简政放权”的体验者,更是受益者。

直到今天,福建“机关效能”建设仍在持续提速,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这得益于习近平同志当年勇于打破陈规陋习,以改革的胆略和勇气构建出社会治理新格局,彰显了他冲破思想和体制的重重阻力的勇气和魄力,坚持放权、放手、放活。

“治理‘餐桌污染’”。这是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期间持续关注、紧抓不放的问题。那个年头,瘦肉精、重金属超标等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此,他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餐桌污染’要从源头抓起”,全国首倡全省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和“菜篮子工程”,迄今已足足有20年。这充分展现出习近平同志“民之所忧,施政所思;民之所望,施政所向”的治理思想。

基于此,新大陆积极投身食品安全领域,通过科技创新和理念创新,紧抓“源头”关键词,探索打造从田头到餐桌的闭环式农产品追溯体系,完成“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承建国家兽药追溯平台,参与商务部“放心肉”及肉菜追溯体系建设,在15个省市建设屠宰、批发和农贸的流通追溯体系。

“建设生态省”。这是习近平同志在2000年提出的前瞻性思路,与如今美丽中国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脉相承。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是环境建设。他对环境污染问题“零容忍”,高度重视环保领域的新技术创新和应用,着力解决社会痛点。

当年,福建深受水污染的困扰。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生活污水直排江河湖海,致病细菌潜伏,传染性疾病不时暴发,但因受限于技术,只能采用化学治污,即在废水中投加化学药剂,留下了不少致病隐患;第二,医疗废水排放不规范,大量医院污水直排,内含各种致病病原体;第三,养殖业和海产品出口是当时福建经济的亮点,但由于水污染严重,为了抗病,养殖过程使用大量抗生素,海产品出口日本等国后,常发生因抗生素超标被全数退回的情况,给相关企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要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解决。2000年,福建有关部门引进在荷兰、美国、加拿大留学和工作过,有着丰富水污染治理经验的环境技术专家陈健博士,创办福建新大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陈健博士开创了国内紫外线水消毒技术的先河,这种技术相较化学方法,是更加生态有效的物理方法。短短半年,新大陆环保就将技术变产品,那年12月,中国第一套大水量市政污水紫外C水消毒系统就投入运行。

2002年,针对医疗废水问题,新大陆环保成功研制中国第一套医院污水处理紫外C灭菌系统,解决了传统治污方法中存在氯气外泄和消毒不彻底的情况,高效、安全、运行良好。为了推广这项技术,当时福建省有关部门还制定了配套的扶持政策,对采用这项新技术的医院予以补贴。一项新技术,只有在有远见的领导人眼里才是宝。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是“数字福建”战略的开拓者,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请您谈谈这一战略最初制定和启动的过程,以及新大陆集团是如何参与其中的。

王晶:

1998年初,国际上首次出现“数字地球”的前沿概念,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关注。3月27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专程来到新大陆调研,他针对信息化发展趋势及未来技术发展方向与我们进行了深入交流,鼓励我们加大创新投入,争取更大作为和更好成绩。

两年后的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着眼于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着眼于增创福建发展新优势,作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科学决策。他亲自挂帅,担任“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提出“数字福建”建设要先从电子政务入手,打破信息“孤岛”。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胆识和魄力的。

福建电视台曾就建设“数字福建”采访了习近平同志、王钦敏同志和我。习近平同志系统勾勒出“数字福建”“四化”的“时空轨迹”: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那时候,老百姓甚至领导干部、企业家对于“数字化”普遍缺乏认知,习近平同志就已经敏锐捕捉到信息化发展的未来趋势,重视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并将之逐步细化为推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施政方略,充分体现出一名领导干部的远见卓识。

2000年6月,习近平同志率福建经贸代表团考察香港,并召开“福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说明会”,我和胡钢董事长有幸参会,新大陆等15家高新技术企业集体亮相,坚定了广大“数字福建”建设者的信心。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建设‘数字福建’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我省在这方面有较好的人才和经济基础,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要选准抓住这个科技制高点,集中力量,奋力攻克。”

2001年,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作出统一建设全省政务信息网的决定,探索电子政务项目统建共享的建设模式。新大陆是这一前瞻规划部署的重要实施者之一。作为“数字福建”项目网络工程总集成商,新大陆独立承担“福建省政务信息网络”工程建设。

200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抽空见了我(当时我还不是全国人大代表)。正是这一次会面,让我更全面、深刻、系统地了解“数字福建”战略构想思路和未来蓝图。

“数字福建”建设使政府管理水平大幅提高。在实现电子政务过程中,政府各部门相继建成信息系统。现在,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全省已有2800个大数据系统。正是基于物理层面的数据大集中,当我们打通信息“孤岛”时,就能形成为百姓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浩瀚数据海洋。

习近平同志的“数字福建”工作实践,为福建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定好调、布好局、开好头,也为“数字中国”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采访组:

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对福建的科技界、企业界关心和支持的事例。

王晶:

还记得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党中央、国务院和各部委领导,以及各省书记、省长和科技厅长都参加,我有幸作为福建唯一的企业界代表参会。当我在下榻的京西宾馆见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时,我冒昧地提出占用他宝贵的休息时间向他汇报,他欣然答应。

这次交谈再次深深触动了我,已是浙江省主官的习近平同志依旧特别关心、关注福建省和福州市的发展情况,他对福建的父老乡亲怀有深厚感情,对曾经一起工作过的人和事也念念不忘。他说,通过浙江工作后体会到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地方工作要有不同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我真切地感受到,习近平同志一直在用反思的心态看待过去,他觉得在福建虽然是竭尽全力的,但难免还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尽人意,留下了不少遗憾。

最后,我们谈到了对科技创新的看法。习近平同志说,前瞻性、基础性的科学研究非常重要。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围绕成果快速产业化、服务社会和百姓。言谈话语之间,充分流露出他对科学家的尊重,对创新人才的好感。

2003年到2012年这10年期间,我是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国家副主席之后的习近平同志,每年都到福建代表团看望大家,站在国家的角度,对福建的发展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和指导。2013年至今,我先后担任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看望科技界和党外知识分子,体现他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一次次宝贵的会面,逐渐加深了我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解。

2010年6月,习近平同志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我有幸应邀参加“中国经贸代表团”随访,见证了他在外事活动中的风采,聆听了他充满睿智的系列演讲。

2014年3月,习近平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开展对欧盟国家的“破冰之旅”,我有幸作为“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随访德国。习近平同志在柏林发表的系列重要演讲,让我铭记至今。特别是他引用的中国先哲老子“大邦者下流”的名言,强调中国拥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怀,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他说:“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采访组:

2014年11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建调研,再次考察了新大陆科技集团,请您讲讲具体情况。

王晶:

2014年10月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视察。11月1日,他再次来到新大陆科技集团。在展厅,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说:“按照您当年提出治理‘餐桌污染’要从源头抓起的要求,我们作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听了这句话,再看了展出的系列成果,他高兴地笑了。

离别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地说:“20年前,你们白手起家,当年听你们谈探索创业理念的场景,如今仍历历在目。20年过去了,你们发展壮大到这个水平,着实不易。我过去多次听你介绍,这次来实地看一看,身临其境,感慨颇多。这也证明了一条,走创新之路是我们国家,也是每个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你们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闽调研期间提出,牢牢扭住科技创新和成果快速产业化,牢牢扭住产业发展前沿,牢牢扭住国际市场。他还强调,要多想想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嘱托,使我们深感责任重大。2015年,新大陆开启新一轮“从优秀到卓越”战略变革。基于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大陆立业之本越发明晰——以科技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努力实现百姓生活更便捷、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

企业要发展,必须确立正确的思维方式、找到高效的治理模式,形成有效的行动纲领并付诸实践。新大陆正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正在经历刮骨疗伤、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治理变革的阵痛,并坚定迈上“数字世界新大陆”新征程。这一轮变革的原动力,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视察新大陆时的殷切嘱托和美好期望。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对您办企业有哪些启发?

王晶:

我有幸多次与习近平同志近距离接触,以及深入沟通和交流。在我的脑海里,习近平同志的为人处世风格向来是亲民的、坦诚的、真心的、重情重义的,他从来不固步自封,更不人云亦云,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本真。

我还记得,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的一次谈话,因一个小插曲改变了我认知事物的思维方式和格局。当时,我“鲁莽”地向他报告了社会上听到的风言风语,他听后不仅没生气,反而告诉我:“社会上说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当领导的心中都明白,但首先要看问题的本质,站在更高的角度通盘考虑,很多是发展中的问题,会在发展中迎刃而解。”我恍然大悟,发展才是硬道理!习近平同志的这席话,对我后来经营企业、治理企业的帮助很大,我不再深陷于问题中就事论事,也不会再被舆论所绑架,而是学会冷静地思考问题的来龙去脉,找到根源所在并加以解决。

2018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为大会发来贺信。我作为开幕式的演讲嘉宾,阐述了对“数字中国”的理解和实践,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系统思考,意识到“数字中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引擎和新抓手,是新时代企业难得的发展机遇。

曾有人问过我,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看待企业家的?我说,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喜欢有使命、有视野、有情怀、有格局的企业家;欣赏务实、低调、知行合一的创新者;赞赏“敢为天下先”、敢拼敢闯、敢于担当的企业家精神。总之,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企业家要秉持民族情怀、国家情怀和天下情怀。

当然,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和敢于破局的魄力。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更高阶段和更高维的系统创新理论,不仅有新理念、新思路,而且还有系统思考、总体布局和统筹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通过长期实践和思考形成的,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智慧,蕴含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和合”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球治理理念,就是从人类整体的存在和个体生命的价值出发,建立起全球一体化的治理体系。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显得弥足珍贵和高屋建瓴。

我从习近平总书记身上领悟到最重要的是:做事要依大道,谋局要谋大局,眼光要放长远,胸怀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领导者必须持正念、护正心、养正气、善决断、敢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看问题格局宏大,我感觉他早就“一览众山小”了。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来形容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敬仰!

《我将无我》

平易近人,重情重义,坦坦荡荡,光明磊落。

意志坚定,无所畏惧,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百姓之心,即是我心,化育人心,化育天下。

以史为鉴,慎思谨言,治国理政,若烹小鲜。

面向未来,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一览众山。

全球治理,理念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一体。

习近平在福建(二十九):"习近平同志对科学决策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

即时 | 2020-08-21 15:48

采访对象:李非,1962年8月生,福建永安人。1986年6月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现台湾研究院)工作。现任厦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等职。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初访,2020年3月4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李老师,您好!您37岁时被选为首届福建省政府顾问,是顾问团中最年轻的一位。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李非:1999年,习近平同志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他很重视科学决策,很重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毕竟,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有智囊团的话,大家都可以出点主意,群策群力,这对于党委和政府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实效性是很有益处的。

福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对台工作的重要性,中央给福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打好对台这张牌。习近平同志那时作为省里的主要领导,要统揽全局,自然对这方面比较关注。在此之前,福建省政府没有设置顾问团。他主持省政府工作后,首先倡导听取专家意见,集中专家智慧,为全省工作出谋划策,组建了“福建省人民政府专家咨询组”(后改为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团),我有幸成为专家组的一员。这也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省级顾问团之一。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说明,习近平同志对科学决策的重视,是一以贯之、前后一致的。

顾问团组建之初,选的专家不多,省内总共才14人,其中厦门大学有6位。专家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学者,对台工作方面选了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和我两个人。我那时还相对年轻一点,37岁,是个副教授,按理说轮不到我。我并不知道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么确定让我进顾问团的,现在想来,有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发表一些大陆对台贸易的文章。我从1986年就开始研究对台贸易,那段时间研究成果比较多,也写过一些内参,包括新华社的内参,还经常在福建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度比较高,评论也比较多,有可能习近平同志看到过我写的文章,对文章内容也比较认可,所以指名让我加入顾问团。

人民网之前也来采访我,写了一篇题为《习近平“点赞”过的12个干部》的文章,把我排在第九位。其实我也不是干部,只是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是“点赞”中唯一一位学者。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顾问团的工作情况。

李非:顾问团的专家来自不同领域,不只是对台方面,还有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涉及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我记得顾问团组建时,习近平同志亲自参加成立仪式,还在会上讲了成立顾问团的初衷。他说:“这次组建福建省的顾问团,目的是集思广益,为福建省的建设出谋划策。这个顾问团不是摆着好看的,是真正有想法的出想法、有意见的提意见、有解决办法的拿办法。”他讲完后,给我们每个顾问都颁发了专家委员会的证书,还安排大家吃了饭。我顺便送了一本自己写的书《海峡两岸经济合作问题研究》给他。那本书是我博士毕业以后写的,他说他会看。

此后,省政府每年都会请顾问团专家给政府工作报告提意见。每当这个时候,顾问团成员就会被召集在一起开咨询会,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进行讨论。咨询会之前,省政府通常会先征求各个地市、各个部门的意见,但最后一稿,习近平同志会与我们一起讨论,咨询我们的意见,他说“这是定稿会”,看看哪些方面还能再完善一些。福建省对台工作怎么做才能更好?去年有什么不足?来年有什么打算?类似这样的问题,他都会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他非常谦虚,亲自询问每一位专家的意见,一个也不落下,经常开会到中午12点多还意犹未尽,有时还亲自陪大家一起吃工作餐。这种做法,让我们顾问团感到很温暖,很受尊重,因而大家都愿意尽己所能,倾心道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同志还要求我们,提问题要具体。政府工作报告是很全面的,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他都会与大家一起讨论,请我们也围绕这些主题提意见。报告中有些地方表述不是很妥当,我们就直接提出修改意见。习近平同志对大家的意见很认真地听取和思考,正确的就加以肯定和吸收。我们当时做顾问,觉得很有成就感。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除了每年政府工作报告要请你们进行讨论,其他时间也会请吗?

李非:在其他时间,他也会不定期召集大家。比如,突然遇到一些问题,他想更深入地了解和探讨,就召集我们来讨论。每次讨论,都有鲜明的主题,时间上也很明确,安排计划时注重分清轻重缓急,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未来几年的问题,还有长远的规划打算。有时候,他还会给我们一个专题,让各个领域的专家逐一发表意见。

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个会议室里,习近平同志征询大家意见,大家也都畅所欲言,无拘无束,无所顾虑。我们从实际出发,政策好还是不好,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顾问团都是学者,立场相对比较客观中立,就事论事,不会去迎合、奉承领导,也不会故意跟谁抬杠。正因为如此,顾问团的意见更有科学性、客观性。有时遇到重大问题,顾问团也会有争议,许多不同意见会产生碰撞。习近平同志的态度大多是比较中立的,各种意见他都会认真听取,经过比较综合选择后再拍板作决策。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决策越来越科学。我认为,他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兼听则明”,这是他的领导艺术所在。

在福建,习近平同志开创了聘请顾问团的先河。当时,这么做的人很少。聘请顾问团的工作方法,在福建一直延续下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对台贸易与吸引台商投资的工作,请您谈谈相关的情况。

李非:当时,福建对台贸易规模比较有限,但是小额直接贸易在平潭、厦门、泉州、宁德、福州马尾区等地开展得风风火火,经过不断积累,“小三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大三通”。

在2000年1月的讨论会上,我提出一个议题——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对台小额直接贸易。当时,两岸还没有实现直接“三通”,大都是通过香港中转,很不方便,我建议扩大小额贸易的额度,鼓励对台直接贸易的发展。我提出,福建有很好的区位优势,可以通过小额贸易做一些文章,流通灵活一点,政策放宽一点,通过小额贸易促进直接“三通”。习近平同志当即表示支持我的观点。

投资方面,福建早期对台是有优势的。很多台商先过来,在厦门投资比较多,福州也有一些。但因为规模不大,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链。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思路是,抓住龙头企业的转移,打破这个僵局,加大力度引进台资大企业,从而取得明显成效。大家对此都表示赞同。但问题是,当时的福建正处于转换期,台商在选择内地投资地区时,可以选择“珠三角”,也可以选择“长三角”,当然也可以选择“闽南金三角”。我们顾问团的普遍意见是,福建的地理位置肯定更占优势,离台湾这么近,况且许多人文风俗习惯和饮食文化都是相同的,台商能不能选择在我们这里投资,主要看政策。如果我们的政策和长三角、珠三角差不多,他们就没有必要舍近求远。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提了一些辩证的看法:珠三角、长三角可能因为起步早,会有一些集聚效应。而当时福建经济还相对比较落后,想要吸引台商过来,除了改善投资硬环境和政策优惠外,还可以通过建立产业链来吸引他们,通过产业链留住他们,带动更多产业形成配套,特别是吸引大企业过来,再围绕大企业进一步形成产业链。习近平同志赞同我的观点,说这个意见不错,要考虑在内。

从宏观经济上,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出了福建省赶超台湾经济的目标。福建那个时候比台湾经济相对落后较多,差距还很大,他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是很了不起的。他还提出建立海峡西岸繁荣带的设想,是极富远见的。看看福建这二三十年的发展,与台湾的差距越来越小。2019年台湾地区GDP总量折合人民币约为4.22万亿元,而福建的GDP总量为4.24万亿元,福建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台湾,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宏伟目标初步实现了。

采访组:福建是海洋大省,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年关于海洋发展的战略思路。

李非:福建是海洋大省,海岸线全国排名第二位。在这种有利条件下,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每次专家咨询会,他都会提出要用好海洋资源,加快发展“蓝色经济”,建设海洋强省。但那时的福建省海洋经济存在一些短板,如海洋科技的创新能力不强、海洋生态遭到破坏、部分海洋产业超出海洋环境容量、涉海金融服务对海洋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够。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积极走出去,通过培养涉外海洋服务人才,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海洋生态保护,解决海洋经济发展掣肘。他还指出,海洋事业包括方方面面,靠的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通力合作,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强化金融扶持,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发展合力。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福建省通过各方努力,海洋经济规模得到大幅提升,产值快速增加,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与多方实现了合作共赢。

采访组:请您谈谈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实践和思想的认识。

李非:习近平同志的施政理念和风格高度契合中国的国情。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浙江、上海,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他的工作特点都是波澜不惊、稳健发展、稳中求进。确实,在当今社会不能“大干快上”,不能急功近利,要稳增长、调结构。要发展就不能乱“折腾”,不能翻烧饼,如果政策变动太激烈,会相应地使风险累积,甚至带来危机。当然,转型是很痛苦的,想办法怎么减轻痛苦,怎么能够软着陆,这就是习近平同志现在努力在做的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他在执政伊始,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就提出了八项规定,很多人认为可能就是走个“过场”,最后或许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先紧后松,难以持续推行下去。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一方面看到,取得的成效是很大的,另一方面也看到,反腐败工作越来越深入化、常态化。现在尽管还有一些违规、违纪和腐败现象,但基本上已经扭转了局面。比如过去的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出国这“三公问题”浪费的都是纳税人的钱,群众的观感很不好,意见很大,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现在“三公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是一个巨大进步。还有,八项规定得到严格执行,刹住了吃喝风。现在领导干部也都习惯了、适应了,也都明白应酬多了对吃请双方都是负担。更重要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遏制了贪污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对腐败分子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都狠抓狠打,很见成效。习近平同志解决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严重影响党群关系的问题,党的作风得到了好转,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升。

还有一个成就,就是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之后,很自然地就会提出“强起来”的诉求。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国情特殊,地区发展不平衡,还有一部分人处在发展滞后的环境当中。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给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他洞悉群众愿望,顺应时代潮流,把“中国梦”作为全党、全社会的奋斗目标,凝聚了党心和民心。

党的十九大以后,实现“中国梦”的步伐继续加快。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后,今年将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在福建(二十八):"只要是老百姓关心的事情,习近平同志就不遗余力地去做"

即时 | 2020-08-19 08:40

采访对象:杨益生,1948年6月生,福建福州人。1987年4月在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副主任,兼任省社科联副主席、省自然资源学会副理事长、省城市科学研究会副会长、省产业经济发展促进会会长等。2008年10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2020年1月11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杨益生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您在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请您讲一讲他制定福州发展战略的情况。

杨益生:好的。我的单位是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属于政府的参谋单位。1992年,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之所以认识他,主要是因为他当时主持制定了福州市的发展战略,即“3820”工程,对福州未来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重点等进行科学谋划。这是福州市为了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加快福建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而制定的。

为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福州市委市政府召集了一个大型会议,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会上有两次发言。习近平同志对我们的发言比较感兴趣,就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去,问3年、8年、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具体该如何定。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3年大变样跟福州自己比;8年的话,我们应该与周边的省会城市比,比如与离得较近的广州、南昌、杭州比;20年的话,福州在经济总量、人均水平上,要与台湾相比,与“亚洲四小龙”比。习近平同志很认可这个建议。

习近平同志对“3820”工程指标的准确度要求很高。最后,实践也证明当年目标定得是相当具有科学性和远见性的。可以说,“3820”工程是福州这座城市20年发展的蓝图。直到今天,福州人民对“3820”工程仍然记忆犹新。不可否认,“3820”工程也是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很重要的一个开局、一个基础。

20多年前,习近平同志作为一个地方城市领导,不急功近利,而是立足于这个城市长远、战略性的发展,从善如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提出这么一个大的发展框架,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习近平同志还提出要把福州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在当时,这种提法是相当具有前瞻性的,没有人敢提,特别是研究城市建设的人。我也曾长期研究城市经济,私下与建设厅研究城市建设的同事谈起这一提法时,他们都说:“将福州这么一个小省会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提法太冒进、不可行。”但现在回头想,我认为:习近平同志当时提这个设想,不是说让福州“一口吃成胖子”,一步到位就从一个小省会建成国际大都市,而是将它作为一个长远的城市发展目标提出来。“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提法,应该是福州今后的发展方向。尽管福州现在还没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但是离实现这一目标越来越近了。比如,福州举办了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还将承办世界遗产大会,这些都表明福州正一步一步走向这个目标。

另外,福州要想立足两岸的话,就必须要与台北作比较,虽然现在与台北相比还差一点,但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福州今后的影响力肯定要超过台北。因为,福州的背后是偌大的中国大陆,这就好比当初的厦门与高雄,当时高雄作为世界航运中心,是一个大港,而厦门比它要小得多,但现在两岸的航运中心已经开始从高雄转移到厦门了,厦门已然超过高雄了。20多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的。同样,福建与台湾的差距,经过20年,已经大大缩小了。我认为,厦门、福州乃至福建这些年的快速稳健发展,都得益于当年习近平同志非常有远见的战略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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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请您讲讲1994年习近平同志支持“闽江第一漂”活动的情况。

杨益生:1994年,我们福建有一批年轻的文化人,发起了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活动,叫做“闽江第一漂”。这个活动,一开始完全是民间组织的体育探险和漂流活动。当时有个很有名的长江第一漂,在一次活动中,有个人在漂到三峡的时候遇难了,这在全国都很震惊。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方觉得这个活动太民间化了不行,没有强有力的保障。所以,他们就找到我,认为我们单位是研究单位,又跟省政府有工作方面的联系,他们就想把我们单位拉进来。拉进来之后,因为我当时是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处长、主任助理,是这些参与者当中职位最高的,就让我当了这个活动组委会的主任。我开始对这一活动也不太懂,就这样被他们稀里糊涂“绑架”了。

我之前没有组织过这样的活动,这些活动跟我们的工作性质也不同,我心里没数,就请示了有关领导。一些领导同志觉得这个活动可以支持,甚至还有两个副省长为这个活动题了字。他们找到我时,就说:“你看,领导也很支持。”就这样,我心里还是很担心。但既然上了“套”,就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了。

习近平同志当时是福州市委书记。一位同事就对我说:“你赶快去找一下习书记,要争取他的支持。这个活动要是没有官方支持,一是没有经费,二是这么多参加者沿途漂下来,安全问题得不到保障。”后来,习近平同志详细了解这次活动的情况,就给我讲:“这个活动很好,一是可以向自然挑战,二是可以通过这个活动,把闽江流域这条‘母亲河’的人文、地理、历史都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文化考察活动,通过系统了解,以后还可以拍成电视,或写一本书,专门记载这方面事情。在目前来说,这项工作还是空白点,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他还说:“我们福建还是革命老区,通过这个活动,能够系统地将闽江流域的历史收集起来。”我心里想,习近平同志看问题比较深入,一下子把这个活动应当抓的主题点出来了。漂流活动不应当纯粹是为了好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个活动,把沿途的历史文化记载下来。

除此之外,习近平同志还说了一个让我深感意外的事情。他说:“我们福建的闽江口就靠近马祖,你们研究一下这次漂流能不能漂到马祖去,以此来促进两岸的交流和统一。”听到他这么说,我很震动,他一下子就把历史影响和政治影响都点到了,看问题看得很深远。

他还说:“这个漂流既是文化活动,也是勇敢者的行为,我内心非常赞赏,只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不能去漂,不然我还很愿意跟你们去漂,漂到闽江口去。”他这么一讲,给我大大地鼓了劲。有了市委书记的支持,沿途的几个县长也都纷纷表示支持,甚至还在闽江大桥的桥头挂起了横幅。

当时,我们也思考过漂流活动能否漂到马祖去。经过综合考量,我们认为闽江口海浪太大,而橡皮艇太小,危险性比较大,再加上当时两岸没有什么沟通,怕万一出事,就没有漂过去。而这也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总的来说,这个活动还是相当顺利的。活动结束以后,习近平同志又让秘书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把整个活动的情况向他汇报一下。由此可见,他对这个活动是非常关注的,用无声的行动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由此我深刻认识到,习近平同志的内心具有一种坚韧、敢于奋斗的精神和气质。

让我更加感动的是,习近平同志虽处在领导的位置上,但他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他这种平易近人的风格,不仅把他与普通干部和群众的距离拉近了,而且一下子就把我们这种民间活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这次活动最后未能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漂到马祖去,但完成了福建历史上的“闽江第一漂”。至今为止,“闽江第一漂”的石碑还矗立在那里。我记得,当时我还说:“我们会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到时还会请你审核、批准。”他说:“可以啊,你们好好去做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后,他在工作上都有哪些具体举措和施政亮点?

杨益生:1995年,习近平同志就到省里工作,任省委副书记了。当时他主要分管农业、扶贫这些工作。就我了解,他对福建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包含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狠抓水土保持工作。福建一些地区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他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面上的治理同点上的突破结合起来,每年给长汀的财政拨款从原来的几十万元增加到了1000万元。1000万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因为福建省的财政状况也很紧张,但在他的坚持下,省政府连续8年每年给长汀拨款1000万元,并对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先后作了几次批示。长汀地区,从过去的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一言难尽,到现在的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保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这与习近平同志当年坚持抓水土流失治理紧密相关。

我也曾去长汀做过几次调研,在向习近平同志汇报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路。他说:“不能为治理而治理,应该将长汀的技术治理、生态治理、社会治理,特别是与经济治理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在他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补给农民钱和煤票,让他们去买煤、烧煤,这样他们就不去山上砍木头了。这是他分管农业时做的一件大事,而且成效非常好。这是他在生态治理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第二件事,关于农业综合开发。上世纪90年代初,一提农业综合开发,就是行政命令式的大片挖山种庄稼,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他主管农业之后,就将农业综合开发上升到了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轨道上。

第三件事,派遣科技特派员和村官。他指出:农业的发展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农民教育的问题、农村建设的问题。当时他主张科技下乡,建立科技特派员以及村官制度,就不只是“为了农业而救农业”,更是为了解决大量空壳村的问题。当时,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一些地方基层组织薄弱,由此造成了农业农村落后。因此,福建很早就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个大的改革——科技下乡。首先就是把城里的科技工作人员下派到农村去,当科技特派员;其次就是组织上采取措施,派机关干部到农村担任第一书记。这样,就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农业农村落后的一些问题。

在习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时,我曾两次跟他一起去南平调研。我感觉,他在调研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善于抓典型,他觉得哪一个是问题,就深入去调研。他调研的方式主要是了解真实情况,了解一些闪光点。调研中,他讲话也不多。有一次,他跟我讲:“老杨,开头我讲,你不要讲,但是我讲完以后,你要大胆发表意见。”他指导我当参谋,当参谋就要讲真话,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看过我写的一些关于农业的调研报告,还是比较赞成的,因此在调研中就让我把自己的观点说一下。实际上对整个农业的看法,他有一个基本的调子。因此,他主持省政府工作的这几年,我感觉给他写政府工作报告,农业这一块是最好写的,很容易通过,因为他在农业方面做的成效相当显著,有很多东西可写。

在他任代省长、省长这一段时间,他提出并推动建设“两个福建”,在福建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一个是建设“数字福建”,最早就是他提出来的;第二个就是建设“生态福建”,他一上任就提出“福建要打生态牌,福建森林覆盖率全国最高,保护福建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他专门围绕福建生态省建设作了一个很长的批示,并将这项工作批给我们去做。后来,我们在他作的这个批示基础上写了一份研究报告,他也作了批示。

第四件事,解决“餐桌污染”问题。当时叫“餐桌污染”问题,实际上就是食品安全问题。2001年2月,新华社接连刊发两条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报道,他看到后,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个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关系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为此,他亲自挂帅,深入开展源头治理,实行食品安全认证,建立食品安全考核评价体系,等等。这一系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的“餐桌污染”整治工作,在福建省很快就做起来了。治理“餐桌污染”,连续多年被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当时,食品安全问题在福建民生工作方面是一块短板,习近平同志就努力去弥补这块短板。我由此感到,他当省长,不是为提高自身政绩去做一些事,而是真真切切地关注民生,他都是从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入手,比如水土治理、建设生态省、建设数字福建,特别是治理“餐桌污染”,这些都不是短期能够见效的事情,都需要下大力气去做,坚持去做,但是这些又是老百姓非常关切的事情,所以他就不遗余力地去做。

他当省长这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第三部分都专门有一个关于政府自身建设的问题,每一次他都会强调:要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建设一个为民的政府,建设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从他的政府报告中,我们可以深切了解到,他施政的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真正为民办实事。

第五件事,总结“晋江经验”。晋江,如果按照土地面积算的话,只有720平方公里,占福建全省面积12.4万平方公里很小的一部分,不到0.6%,但它的经济总量却占到福建全省经济总量的6%,基本上是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相对来说既做到了节约用地,又能使整个经济得到发展。习近平同志就是通过解剖晋江这只“麻雀”,看到了我们中国在当前的国情下,如何实现既快又好的发展问题。因此,他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来要总结“晋江经验”,并交代我们单位去做好这件事。我们前前后后对晋江作了几次调研,写的很多调研报告,习近平同志都认真地看。后来,他多次亲自去晋江调研,高屋建瓴地总结了值得学习借鉴的“六个始终坚持”,并科学提炼出创新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

“晋江经验”首先是肯定了晋江。晋江不等不靠,通过发展民营经济,走上了新型城镇化道路。晋江发展县域经济的经验,当然是值得总结的,更是值得推广的。我想,他在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所提出的关于中小城市发展的很多重要论述,都是与他总结的“晋江经验”有密切关系的。“晋江经验”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治理县域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也为他党的十八大之后治国理政提供了基础性思想资源。

《习近平在福建》(二十七):"习近平同志支持和鼓励专家学者参政议政"

即时 | 2020-08-17 08:56

采访对象:严正,1943年5月生,福建沙县人。1982年至1992年先后任福建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经济研究室主任,科研处处长。1992年任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1996年任院长。2009年4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初访,2020年1月11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严正同志,您好!您1992年从福建师大调到省社科院工作,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从那时起,你们有长达10年之久的共事与合作,请讲讲你们相识之初的情况。

严正:我跟习近平同志是1992年认识的。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习近平同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能够主动地、充分地调动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参政议政。我是经济学教授,当时全省评上经济学教授的人还不多,所以我可能引起了政府注意。福州市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市政府专家咨询组成员。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参加市里组织的关于经济问题的研讨。

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不久,就着手组织制定福州市的总体战略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部分,对应的是3年、8年、20年,被称为“3820”工程。

我被叫去参与这个规划讨论时,专家咨询组来了七八个人,习近平同志那边带领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也有几个人。开会的时候,市领导已经拟了一个初步的稿子,让我们参加讨论。讨论十分热烈,当时还拍了录像。20年后,福州市办了一场“3820”工程展览,我还在这个展览上看到了那次会议的影像。

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习近平同志。在谈到“3820”工程和城市规划的一些具体问题时,他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感觉到,他与我之前接触和认识的领导干部有很大不同,在制定战略和规划上,甚至在学术上,他都很内行、很有见地。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福州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设想。当时有些人不太接受,认为福州既不具备国际化的条件,也不具备大都市的条件。但习近平同志积极地为福州谋划这一前景,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创造条件。我对这一设想持赞成态度。福州作为福建的省会,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理应有建设成为像广州、深圳这样国际化大都市的雄心壮志。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3820”工程都包含了哪些具体的战略构想。

严正:战略构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闽江口金三角”发展战略,为福州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就是:福州的未来在闽江口,向北面的连江县、罗源县和南面的长乐市、福清市推进,与福州市区形成三足鼎立的“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区,中心市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工业主要布局在南北两翼。多年来,福州一直都坚持了这个方向,历任领导也一直延续“闽江口金三角”这个发展思路。

习近平同志对福州城市规划还提出了重要的“显山露水,跨江面海”战略构想。福州城有闽江和乌龙江两条江,福州市区应当向南跨越闽江,开发南台岛,然后再跨越乌龙江,建成一座有四个外滩的美丽城市,福州市区的几座小山都应当开辟成公园。他的战略设想,成为福州城市建设的基本战略,他之后的几任领导都延续了这样一个发展方向。20多年下来,当时构想的四个外滩,现在有三个已经基本建成。乌龙江北岸的江滨公园已经建得非常漂亮,几座大桥已经架到乌龙江南岸,汽车城、大学城、高新科技园区、农产品集散中心正带动南岸的快速发展。跨江同时,还要沿江向东拓展,走向海滨,建设滨海新城。

现在“显山露水”和“跨江”已经做到了,“面海”还在推进阶段。上世纪90年代,福州就开始向海边推进,但毕竟中心市区离海边有50公里,向东走向海滨的步伐落后于向南的跨江发展,当时提出的位于长乐文武砂的滨海新城,这几年已开始着手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战略规划当中十分重视港口建设。20世纪90年代,福州的港口是马尾港,那是一个河口港,吨位在2万吨以下,在历史上是福州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但马尾港毕竟太浅了,大船进不来,福州的集装箱装2万吨的船也到不了美国,只能到香港中转,码头卸下来,再装大船运走。这样,运往香港的费用再加上香港码头的装卸费用,就占了去美国运费的三分之一。当时,习近平同志就提出来,福州必须建设深水港。经过长期努力,福州市在福清江阴建成10万吨级集装箱深水码头,在罗源湾建成30万吨级煤码头和铁矿石码头。

福州是个沿海城市,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海洋开发,当时福州正因长期捕捞过度出现近海渔业资源枯竭的问题,渔民生活困难。市领导引导渔民从捕捞走向养殖,种海带、紫菜,滩涂养殖贝类,海湾网箱养鱼,同时弃小木船购置大渔船,到北太平洋、赤道发展远洋捕捞。几年后,福州渔村面貌发生根本变化。

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的几年当中,连续提出了跨江面海发展规划、“闽江口金三角”规划、第三产业构想、交通规划、港口建设等。在其他方面,他还有很多超越那个时代的富有前瞻性、面向未来的战略主张和构想。这些几乎都成了主导福州后来发展的重要思路。现在回过头来看,20多年过去了,竟然没有一条设想是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的,全都与这些年的发展高度吻合。习近平同志指导制定战略规划的科学性,让我们这些研究了半辈子经济发展的学者感到十分钦佩。

采访组:交通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有人说,福州今天的交通比较好,多亏了习近平同志当年主持规划改造的这条二环路。请您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严正:好的。福州规划环城快速路是比较早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就组织专家学者论证规划二环路改造和三环路的构想。当时,福州市车辆还不算多,基本没有交通拥堵问题。有的干部,包括交通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都认为,二环路的每个路口都应该以环岛为主,全立交留给未来的三环。但是我们几个专家对二环路“环岛”方案持异议。我们了解国外经验,机动车多了,环岛要被堵死。因此,我们认为二环路一定要建成立交的、没有红绿灯的城市快速路。北京、上海、广州的二环也是走立交,确保二环无红绿灯。习近平同志很理解和支持我们这些专家的意见,最后拍板把福州二环路建成无红绿灯的城市快速路。福州市私家车爆发式增长是2001年到2005年。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很难预判。今天,无红绿灯的二环路为缓解福州交通拥堵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决策,今天福州的交通状况不堪设想。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对民生问题极为关注,给予城市农民工群体很多关注和扶持。请您讲讲这方面情况。

严正: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福州市委政研室把进城农民工生活状况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我也参与了课题调研。

我们调研组深入实地查看农民工生活的现状,回来向习近平同志等市领导汇报。农民工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平均劳动时间超过11小时,住宿拥挤。我们见过三对夫妻住在一个房间,中间用两块布做隔离。医疗方面,农民工除工伤外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他们的子女进城念书也很困难,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借读费、入学赞助费每年要几千块钱。另外,还有黑中介在介绍工作的时候从中盘剥,欺骗他们的血汗钱。

农民工问题涉及国家政策,福州作为一个市,有些问题一时确实没法解决。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习近平同志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比如对劳务中介市场进行大力整顿,把坑骗农民工血汗钱的黑中介绳之以法;引导农民工形成劳动市场,如保姆市场、建筑市场等。

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是习近平同志任省长以后着手解决的。在他的推动下,福建省人大为解决农民工子女读书困难制定相关地方法规,规定农民工子女入学只能收取与当地居民子女同等的费用。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后你们在工作上的联系。

严正:在福州市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些问题和想法,随时都会把我们叫过来一起进行讨论研究。

1996年4月,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主管农业农村、党建组织等工作,和我的研究方向关联较少。所以,1996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什么接触。

1999年,我任省社科院院长,是省政府顾问,习近平同志担任代省长。他一上任,就把我叫过去参加一次季度经济分析会,让我讲讲意见和看法。会后,他还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的观点“有深度、有新意,省政府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和吸收,请您在今后的工作中,经常组织社科界的专家学者们研究我省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那些深层次的问题,及时向省政府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

我不是只讲理论的经济学家,偏向于研究比较具体的事务。基本上,福建每个地市、每个产业、每个部门的具体情况,我都有所了解。所以,省里召开经济分析会等有关经济发展的会,经常叫我参加。习近平同志任省长这3年里,我和他的工作接触比较多。

习近平同志对福建的经济发展有很多真知灼见,也让我们这些学者受益良多。持续不断地扩大开放,是他一直追求的经济发展轨迹。我记得2001年,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和利用外资,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省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所在,是我省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当年秋天的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他又一次论述开放的重要性,强调:“进入21世纪,福建省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习近平同志很民主,各种声音都听。从市里到省里,他一直支持和鼓励专家学者参政议政,对我们也非常尊重。有的时候,金融、农业、机械、造船等部门的会议,他也会叫我去旁听,也会问我:“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他是让我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认识。所以,每一次我都注意听,有什么想法也尽量讲出来。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对省社科院工作的重视。

严正:省社科院是学术研究机构,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单位是很看重的。他不仅听取我的意见,也经常听取社科院其他同志反映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意见。他作为省领导,各种意见都能听进去。我们社科院的同志后来谈起来,都觉得他这样的领导干部真的很不错,他尊重专家意见,做到兼收并蓄,所以能行稳致远。

习近平同志对省社科院的支持很多,我印象最深刻的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到社科院调研,在我办公椅上坐了一下,对我说:“你这个办公室,在省里正厅级干部当中面积是最小的。”省社科院当时确实很“穷”,我的办公室只有15平方米,就一张办公桌,前面摆一张会客的椅子。不仅我的办公室面积小,我们整个办公楼的面积都比较小,大部分研究所的办公室,七八个研究人员挤在一间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看到习近平同志观察这么仔细,又这么关心我们的办公条件,我就顺势向他反映省社科院办公场所不足的问题。我说:“在发达国家,像我们这样的机构,正研究员、副研究员都是一人一间办公室,独立办公。”

他问我:“如果给你们单位的正、副研究员每人都配一间办公室,需要多大的房子?”

我说:“我们希望盖一栋新楼,解决办公场地不足的问题。”

没有想到,习近平同志很快就给我们批了800万元。他把这笔钱拨给了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并且向他们交代,不够的钱由他们补上。最后,机关事务管理局又给我们补拨300多万元,总共花了1100多万元,为省社科院盖了一栋新办公楼。

大楼建好投入使用,我的办公室就亮堂宽敞多了。更让我高兴的是,社科院所有的正、副研究员都有了独立办公室,发达国家给科研人员的办公待遇,我们福建省达到了。据我所知,当时全国地方社科院多数都没做到。所以,其他省社科院在和我们开会交流时都很羡慕我们。

省领导高度重视我们,为我们提供良好的办公条件,让我们深受鼓舞,更积极地为省里尽心尽力、扎扎实实做好研究,提供决策服务。从“九五”到“十五”再到“十一五”“十二五”,我们提供了很多战略和政策建议,也得到了省领导的肯定。

采访组:请您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时政热点,谈谈您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看法。

严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的变化非常大,发展非常迅速,民族自信心也得到明显提升。这都是看得见、体会得到的变化。

其实,这几年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逐渐进入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如果搞不好,很容易陷入经济学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简单地讲,一个国家高速发展,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同时也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了竞争力。而在这个阶段,高科技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国家经济发展往往会出现困难。

不少国家在经济腾飞过程中都遇到过“中等收入陷阱”,一般发生在人均GDP3000至1万美元的增长过程中。有些国家,比如阿根廷、菲律宾等,就是长期跨不过这个陷阱,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

2012年,我们人均GDP是3000美元,现在增长到1万美元,正好处于翻山过坎的关键时期。现在,我们快爬到山顶了,很累,又背着很重的登山包,很不容易,但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增强信心,坚定地迈过这个阶段,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取得胜利。到了建党100周年的2021年,我们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的时候,就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子就会更好过一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很多现实问题、棘手问题,这几年采取的战略都是非常明智的。我们已经落实了去产能,把钢铁、水泥等高污染企业产能降下来,但下一步用什么新产业来替代呢?这就要靠创新,靠产业升级,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科技创新上来。现在我们国家搞的产业升级和各种规划,在我看来,步骤和对策是适应这种变化的,很了不起。现在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回落下来了,但是质量相对提高了,而且已经趋稳。我们前一段的高速发展,在经济、环境、金融等方面遗留下来很多问题,需要逐个去解决。

我这几年比较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并写了一些东西,也跟国外的学者宣讲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积极的、正确的战略构想。不管是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还是丝路基金,我们都坚持互利互信的原则,帮助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赢。这在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扭转了过去一些“司空见惯”“视而不见”的作风问题,中央八项规定把公款吃喝风刹住了,大力反腐把一大批“老虎”和“苍蝇”打掉了。反腐败永远在路上,高压的态势一定要保持住,必须一直这样严格治理下去。如果不这样下“猛药”,后果不堪设想。我相信这也是大家的共识。

经济转型、“一带一路”、反腐倡廉,从战略规划到制度建设,这些事情做起来都很不容易。我相信,全党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够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稳步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对此,我充满信心。

《习近平在福建》(二十六):“菌草技术在习近平同志的关怀支持下茁壮成长”

即时 | 2020-08-14 10:06

采访对象:林占熺,1943年12月生,福建连城人。菌草技术发明人。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所长,福建省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 2017年6月8日初访,2020年1月16日再访

采访地点: 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采访组:林占熺教授,您好!您多年潜心研究菌草技术,并在应用和推广方面付出很多心血。请您简单讲讲菌草和菌草技术是什么?

林占熺:菌草是草的一个新类别,是新的生物材料,是新的农业资源,是“菌”与“草”交叉的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的一个新领域。菌草技术,是利用菌草栽培食药用菌和生产菌草饲料、菌草菌物饲料、菌草菌物肥料的综合技术。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福建农学院工作,一次参加福建省科技扶贫考察团赴闽西革命老区长汀、上杭等县考察,发现那里的农民处于深度贫困之中。我当时就思考,用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脱贫呢?栽培食用菌是当时帮助农户脱贫致富的“短、平、快”项目,但传统的香菇、木耳等食用菌栽培需用木材为原料,而长汀水土流失严重,绝不能走砍树栽菇的路子。为探索一条不用木材栽培食用菌的新路,从1983年起,我就开始利用闽西野生资源十分丰富的芒萁、五节芒等野生草本植物“以草代木”栽培食药用菌的研究。当时,研究工作“白手起家”,困难重重,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1986年获得成功,发明了菌草技术,为解决菌业生产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菌林矛盾”紧迫问题开辟了新途径。此后,菌草技术研究应用又在生态治理和菌草饲料、菌草菌物饲料、菌草菌物肥料开发等领域不断深化拓展,形成了综合技术体系,在国内外广泛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和良好的国际影响。

采访组: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为福建对口支援宁夏的项目,而习近平同志当年在省里分管对口支援工作,请您讲讲这之间的联系。

林占熺:事情要从1996年10月讲起。当时,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福建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担任组长。

1997年4月,在银川召开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将菌草技术列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习近平同志亲自在联席会议纪要上签字。

一接到任务,我马上率领菌草技术扶贫专家组带着菌种和菌草草种直奔宁夏固原地区的彭阳县实施菌草技术扶贫项目。

宁夏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与福建大不相同,要用发源于福建的菌草技术“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只能从头开始。彭阳县冬天寒冷,无霜期不足6个月,而且昼夜温差大,我们担心温差大影响食用菌生长,为此建半地下室菇棚和利用废弃的窑洞来栽培食用菌。为确保示范和生产获得成功,我们就驻村工作,有时还住在菇棚里,以便夜间起来检查菇房的温度变化。

半年后,一个个难题被攻克,第一批用作物秸秆栽培香菇、平菇、双孢蘑菇等食用菌取得成功,27个示范户平均收入超过2000元,其中小岔沟村一示范户50平方米菇房栽培平菇的收入超过他种植27亩小麦的收入,参加食用菌生产的示范农户当年的收入翻了一番多。

生态脆弱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为此,在利用作物秸秆栽培食用菌的同时,我们在干旱荒漠地上试种菌草。

1998年10月,福建农业大学向省政府提交《关于赴宁夏开展小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汇报》,建议发挥学校科技优势,利用包括菌草技术在内的多项技术,在宁夏实施小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习近平同志对此作出批示,明确指出“菌草是我省之优势”,要求“扬长避短”,“要做自己‘拿手’的”。这个批示为菌草技术对口帮扶宁夏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和工作思路,使我们深受鼓舞。

此后,我带领福建农林大学菌草技术人员长期坚持在宁夏贫困山区驻村驻点,手把手扎扎实实地做好全程技术服务工作。菌草技术扶贫项目在宁夏落地生根,从试验示范到建示范基地再到8个贫困县大面积推广。

在闽宁两省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菌草技术扶贫在宁夏取得显著成效。到2007年,全区1.75万户参与菌草生产,兴建菇棚1.75万个,创产值近亿元,菇农户年均增收5000多元,菌草业成为闽宁对口扶贫的一个重要产业,使一大批农户通过发展菌草生产告别贫困,深受农民欢迎。

在闽宁村参加验收的一位回族老汉编了一个顺口溜:“菌草,菌草,闽宁草,幸福草,还是共产党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在发展菌草菇的同时,我们在闽宁村和彭阳县两个基地开展菌草种植,也获得突破。在闽宁村种植菌草亩产鲜草达10吨,是当地青贮玉米产量的2倍以上,为利用人工种植的菌草发展菌草业打下了基础。

为表彰我在菌草科学研究、科技扶贫和技术援外工作上取得的成绩,省政府授予我一等功证书,这是福建省第一次对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记一等功。2000年7月5日,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出席了在省政府举办的、专门给我一个人授奖的颁奖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菌草技术的优势在全国相当突出,要继续让它在扶贫致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号召“广大知识分子投身到生产第一线,投身到科教兴省、科技兴国的洪流中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的科技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代的需要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为世人瞩目的、为人民群众所欢迎的卓越贡献”。他还殷切希望我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习近平同志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望,不仅给予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而且体现了他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坚定支持。

我牢记习近平同志的嘱咐,带领团队继续在宁夏、甘肃、新疆等西北各省区开展菌草技术扶贫,并探索如何把西北地区的生态治理和菌草产业扶贫有机结合起来。经过14年的持续不懈努力,在宁夏等地的干旱荒漠地、盐碱地种植菌草不断取得新的突破。2010年在闽宁镇武河村黄羊滩的荒漠地上种植的巨菌草经专家验收,亩产鲜草20吨,是当地在耕地上种植的青贮玉米产量的4倍左右,为黄河流域荒漠化治理和菌草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优质、生态、安全,并且能使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紧密结合的新模式。

如今,我们已选育出适合从黄河上游青海贵德到山东入海口均可种植的巨菌草、绿洲一号等菌草品种,并在黄河上、中、下游不同类型生态脆弱地区创建菌草生态治理和菌草新兴产业发展的示范基地。我深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论断会成为现实,黄河不仅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而且黄河生态治理还能为世界大江大河的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采访组:菌草技术得到政府认可和大力支持,是在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省长期间,请您讲讲他当时支持建立菌草科学实验室的情况。

林占熺:进入新世纪,菌草技术进入“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要把菌草技术做大做强,无论是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产业发展方面,都迫切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2001年福建省“两会”期间,我受多位委员的推荐,在省政协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呼吁尽快在菌草技术发明单位福建农林大学设立菌草科学实验室,以保持福建菌草技术研究在国内外的领先地位,并推动菌草新兴产业发展。我的发言经修改充实后,被列为当年省政协的重点提案。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同志不仅出席省政协大会,认真听取了我的发言,还对这一提案的办理作出了重要批示,交由省政府督查室督办。

2001年8月1日,省政府督查室向习近平同志呈报了提案办理督查情况。他们的报告认为,福建没有必要建立菌草科学实验室。习近平同志对此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否定,而是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可向农林大学和林教授反馈。”他的批示为福建省建设菌草实验室留下了回旋余地。

我看到这个报告的意见后,几乎失去了信心。但是,习近平同志的批示给了我希望和勇气。我想,既然他批示把这个报告反馈给我,说明他还想征求我的意见。于是,我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进一步汇报我的想法,希望能够得到支持。

习近平同志收到这封汇报信后,交由省教育厅办理。时任教育厅副厅长薛卫民到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调研。薛副厅长通过深入调研后,对菌草技术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应该支持菌草科学实验室的建设。薛副厅长这次调研形成的报告呈给了习近平省长和潘心城副省长。

习近平同志接到这个报告后,作出重要批示:“菌草技术是福建的优势科研成果,已产生广泛影响,这个项目较其他一些项目更贴近现实,有经济和社会效益。”

习近平同志批示后,有关厅局组织讨论落实。但仍有人持否定意见。在意见分歧很大的情况下,习近平同志还是坚决支持建设福建省菌草科学实验室。他看问题是看趋势,很有前瞻性。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支持,福建省菌草科学实验室是建不起来的。有了这个实验室,才会有今天的3个国家级菌草技术创新平台,一个是科技部依托福建农林大学组建的“国家菌草工程技术中心”,第二个是国家发改委建在福建农林大学的“菌草综合开发利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第三个是国家教育部的“菌草生态产业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有了这个实验室,菌草技术也才可能列为联合国经社部“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项目,向全球推广。所以,完全可以说,这项前沿技术是在习近平同志的关怀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没有他的关怀支持,菌草技术不可能有新世纪的大发展,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好局面。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支持菌草技术援外工作的。

林占熺:菌草技术的援外工作同样是在习近平同志多年来亲自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现在已推广到世界106个国家,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卢旺达等13个国家建立示范基地,取得了丰硕成果。菌草技术全球推广也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就具有的国际思维和战略眼光。

上世纪90年代,当时援外是中央的任务,省一级政府只是配合国家执行援外项目。但菌草技术是个特例。菌草技术在福建扶贫取得了显著成效后,1994年国家外经贸部把它列为发展中国家实用技术培训项目。

菌草技术援外第一站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省长时开启的。1997年5月,他安排省长助理李庆洲同志率团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并与东高地省签署了菌草技术重演示范合作协议。同年7月,我应巴新东高地省政府邀请,带领菌草技术专家组赴东高地省鲁法区实施菌草技术重演示范。

当时巴新东高地省的农业生产还停留在刀耕火种阶段,生产水平低下,菌草专家组在异国他乡、在缺水没电甚至是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坚持开展工作。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从当地实际出发,为让当地村民掌握技术,对技术简化再简化,简化到当地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能成功,让所有的村民都有可能从事菌草生产。

1998年1月,菌草技术在东高地省重演示范取得成功,实现了当地食用菌栽培“零”的突破。为此,巴新东高地省在鲁法区举办了5000多人参加的盛大庆祝活动,巴新总督、副总理和8位部长出席活动并给予高度赞赏,东高地省升起中国五星红旗、奏响中国国歌。

1999年9月9日,巴新东高地省行政长官在给福建农业大学和中国驻巴新大使的感谢信中写道:“中巴双方是在极端的条件下实施该项目的,其中最具挑战性和最使人惊奇的是,中国专家能够适应这种使发达国家的人望而却步的条件。这足以表明中国政府通过专家实施菌草项目给予我们的帮助是真心实意和信守诺言的。”

2000年5月,巴新东高地省省长拉法纳玛因国家菌草技术援助项目前来福建考察,习近平同志要不要与他会面成了接待部门犯愁的一个难题。这个省当时人口只有37万,规模还赶不上我国一个较大的乡镇。考虑到这个情况,有人就在会议上说:“这是‘小朋友’,见了这一个,以后怎么办?习省长个个都要见吗?”作为知情人,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我说,他们虽然是“小朋友”,但如果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成为“两肋插刀”的“好朋友”。我还把1999年中巴关系发生风波时,他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情况作了具体介绍。有关同志把会议的情况向习近平同志作了汇报,他当即表示:“要立足政治,立足全局,立足长远,这种朋友交得越多越好。接待的时候,该什么级别接待就什么级别接待。”后来,习近平同志亲自会见了东高地省省长拉法纳玛。会见的第二天,我陪同东高地代表团赴厦门参观,他们告诉我,会见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一个有3400万人口的省长会亲自会见他们,并签了友好省的协议。

2001年9月,福建农林大学党委书记王豫生率福建教育代表团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转达习近平同志对巴新国庆的祝贺并递交贺信。代表团了解了福建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菌草技术和旱稻技术的进展情况后向省里反映:我们去援巴新菌草技术项目实施地考察,看到该项目给当地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和群众的欢迎,开展菌草技术援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建议拨专项经费用于菌草技术援外。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上批示:“福建农林大学这次巴新之行访问成功。要落实后续工作,已承诺的省政府援助经费要按时划拨。”

在习近平同志“要立足政治、立足全局、立足长远”的思想指导下,福建省菌草技术和旱稻技术援巴新东高地省取得显著成效,解决了农业技术援外进村到户难和可持续难的两大难题,为巴新农民的就业、减贫开辟了一条见效快、效果好、可持续的新路。东高地省从此结束了没有稻谷种植的历史。目前,菌草种植在巴新已经扩展到3个省10个区。为了感谢中国援助的菌草技术,当地有的人名字改叫“菌草”。如巴新前国防部部长卡拉尼把女儿改名为“菌草”,并在报纸上公布。他解释说不管今后会怎样发展,都不要忘福建支持的菌草技术。援巴专家组中有4人姓林,为此,他们把巨菌草叫“林草”。

2018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前夕在当地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18年前,我担任中国福建省省长期间,曾推动实施福建省援助巴新东高地省菌草、旱稻种植技术示范项目。我高兴地得知,这一项目持续运作至今,发挥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成为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的一段佳话。”他在访问巴新短短的几天里,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菌草技术援助巴新的情况。其间,在习近平总书记和时任巴新总理奥尼尔共同见证下,两国政府签署了菌草、旱稻技术援助协议,开启了菌草技术援巴新征程。

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还亲自推动国家援助斐济菌草项目落地实施,并在多个场合对菌草技术援助斐济工作给予关注关心并提出期望。

2009年2月9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过境访问斐济,先后会见斐济总统、总理。在宴席间,习近平同志得知斐济的食用菌全靠进口,就向他们介绍说,我认识福建农大林占熺教授,他“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技术先进,如果需要可以支持。斐济总理随即表示,非常希望能得到中国的支持。

习近平同志访问回国后,向福建了解菌草技术在海外合作情况。随后,他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关于在斐济开展菌草技术合作的专题报告上批示:“请商务部和外交部研究。”商务部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召开项目专题会议,并立即启动援助斐济菌草技术项目工作,会同福建省政府共同落实项目实施方案。

2009年11月,中国与斐济政府签署中国援助斐济菌草技术项目换文协定,同年12月底,该项目正式启动。福建农林大学迅速组织专家组,于2010年1月23日赴斐济进行可行性考察。中国驻斐济大使韩志强和经济商务参赞蔡水曾接见了专家组。韩大使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副主席向斐济总理介绍菌草技术情况和援助斐济菌草技术项目的缘由,强调了该项目是两国领导人确定的,对巩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十分重要。

2014年8月在南京举行的“青奥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热情会见了前来参加开幕式的斐济总统奈拉蒂考并再次谈到援斐济菌草技术项目。奈拉蒂考总统感谢说:“您关心的菌草项目,中国专家很快到位,我们相信一定会造福我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肯定地说:“我本人十分关注菌草项目,它可以增加当地农民收入,这个项目在巴新、在非洲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相信它一定可以为当地人民作贡献。”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斐济,在两国元首会谈中再次谈到菌草技术项目。习近平总书记说,得知经过几年的准备,菌草技术已经成功落地,希望这一项目能帮助斐济人民增加收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出口,造福当地人民,并进一步扩大成效。

后来,斐济总统乔治·孔罗特夫妇、总理姆拜尼马拉马都视察过示范中心。他们表示,菌草技术对斐济的贡献很大,不仅增加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减少进口,而且解决旱季畜牧业饲料缺乏的问题。他们代表斐济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中国政府的援助以及中国专家的辛勤付出。

2017年5月14日,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召开答谢宴会,邀请我参加。他特别强调:菌草项目拉近了他和习近平主席之间的关系,拉近了斐济和中国的距离。

现在,菌草技术已为斐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开辟一条可持续的新途径,破解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难题。

菌草技术被斐方誉为“岛国农业的新希望”,成为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典范。

采访组:请您讲讲菌草技术援外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以及这些援外项目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林占熺:20多年来,菌草技术在习近平同志亲切关怀下茁壮成长。在援外方面,我们坚持贯彻他提出的“三立足”思想,坚持“走出去”,菌草技术现已传播到106个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菌草技术走向世界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援外培训;二是实施援外项目。

在援外培训方面,菌草技术于1994年被列为“南南合作”项目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优先合作项目”,同年被国家外经贸部列为援助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项目。迄今已举办245期菌草技术国际培训班,为106个国家培训学员8653人,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莱索托、卢旺达、南非、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纳米比亚、马来西亚、缅甸、老挝、泰国、朝鲜等13个国家建立菌草技术培训示范中心或基地,不仅为菌草技术全球推广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也架起了一座座中外友谊之桥。

在实施援外项目方面,自1998年开始,先后承担国家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莱索托、卢旺达、厄立特里亚等国菌草技术项目,福建省援巴布亚新几内亚、援中非菌草和旱稻技术项目,以及福建省与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与老挝、缅甸、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马达加斯加等国菌草技术合作项目。2017年起还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合作实施“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的菌草技术项目,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菌草技术援外项目被赞誉为“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菌草在一些国家被誉为“中国草”“致富草”“幸福草”“太阳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创新之路无止境,往事悠悠当回首。菌草事业之所以能不断开拓发展并走向世界舞台,与习近平同志的长期关心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工作者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投身新时代,拼搏新时代,为“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类”而奉献毕生。

《习近平在福建》(二十四):"习近平同志总结提出宝贵的'晋江经验'"

即时 | 2020-08-10 08:55

采访对象:施永康,1945年1月生,福建晋江人。1968年从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江西工作,1982年调回晋江,历任晋江县委组织部干事、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992年起历任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泉州市委副书记、泉州市长、泉州市委书记。2008年12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31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施永康同志,您好!上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期间,您在泉州市任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你们当时是如何认识的?

施永康:1992年,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我是泉州市委常委兼晋江市委书记,之前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什么接触。那一年,去北京参加党的十四大时,我们两人都是党的十四大代表,同在福建代表团,就在会上认识了。

我对我俩最初认识的场景印象很深刻。在人民大会堂,一次会议结束后,习近平同志很亲切地对我说:“永康同志,晋江发展得很快,很好,你们在第一线很不容易,很辛苦。”他很魁梧,个子比我高了一截,我仰着头说:“是啊,晋江风风雨雨的,事情也很多。”当时,晋江出了一个药案,影响很坏,我们组织查这个案子下了很大力气。但是,当官为民办事,干起工作来哪有什么轻松的呢?想到这里,我说:“习书记,您在宁德老少边穷地区工作过,也很辛苦,很不容易。”宁德那个时候的状况和泉州截然不同,单从经济来说,福建省9个地市有6个地市的财政收入都不如一个晋江县,宁德作为老少边穷地区,更是差得很远。习近平同志说:“是啊,有机会我带干部到你们那边去学习取经。”我说:“好的,欢迎来指导。”

后来,我听福建代表团另外一位同志说,在会议期间,习近平同志对晋江的情况非常关心,听到有人讨论晋江的问题时,他会非常专注地听。我们第一次见面,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年轻、成熟、稳重、睿智、干练、务实,待人和蔼亲切。

我们既然认识了,彼此印象又都不错,回到福建以后打交道就多了起来。特别是他调到省里工作以后,我们在省委全会上经常见面,之后都会聊聊天。他一直很关心晋江的情况。我们一见面就谈工作,他向我了解晋江各项事业的发展,我也经常把工作中的烦恼向他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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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一直关注晋江的发展?他当省委副书记后对晋江有过哪些支持?

施永康:晋江本来在福建也是比较有名的地方,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居住,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晋江是古越族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到了南宋时期,北方战乱,晋江也成为南渡汉人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到了清末和近现代,晋江的海外移民越来越多,又成了重要的侨乡。所以,晋江在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发展,有历史文化因素,也有自然地理因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晋江群众自发尝试过多种生产发展路子,其中代表性的有两种。第一种是磁灶模式。磁灶镇在历史上就生产陶瓷远销海外,已经开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这种模式的路子是:原材料—技术—市场。第二种是陈埭模式。陈埭镇处于肥沃的晋东平原,工业企业没有基础,他们组织生产当时中国社会短缺的肥皂、火柴等日用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这种模式的路子是:市场—技术—原材料。敢想敢干的晋江人充分发挥这两种模式的经验,走遍全国去做市场调查,了解市场需求,回来之后就组织原材料,再聘用工程技术人员针对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后来,晋江生产的服装鞋帽、日用品等丰富多彩的商品,远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形成了晋江整体的一种发展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国家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面貌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广大农村,变化更是天翻地覆。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走遍大江南北,考察广大农村发展情况,自北而南总结出了苏南模式(指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等地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温州模式(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耿车模式(江苏省宿迁市耿车镇在中国不发达农业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一种模式)、晋江模式。自此经济学界和理论界纷纷展开研究。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学艺研究员自北而南系统考察了中国广大农村,最后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珠江模式,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代表模式。

1994年,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晋江)研讨会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福建周边十个省的“三农”问题专家参会,把各地的发展模式放在一起交流比较。晋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都不一样。晋江模式以市场调节、股份合作制、外向型经济为主,同时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由于晋江模式特别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高度适合晋江本地的实际情况,因此得到费孝通、陆学艺等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1995年,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开始分管全省的“三农”等工作。上任后不久,他就来晋江调研,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我汇报说,晋江农业的比重只剩下百分之三点多。习近平同志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他说,晋江这些年发展得比较快,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我们国家始终是农业大国,还是要更加注重农业的发展,否则恐怕会导致发展不平衡。乡镇企业确实给地区发展带来了巨大贡献,但不是大家都要到乡镇企业中来。无农不稳,在产业结构里始终不能忘了农业这一环。

之后,有一次我汇报了整个泉州市的扶贫工作。习近平同志就问,泉州现在还有多少个贫困村?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有259个,并列举了一些数据来说明这些村的情况。习近平同志说,与很多地方对比,你们不能叫贫困村,应该说是发展滞后村。我继续汇报说,泉州市委市政府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市长跟随省长抓唯一一个国定贫困县,三个副书记分别挂钩抓3个贫困乡镇,四套班子全部成员责任到人共同抓这259个发展滞后村。我们实行“一村一策”,对每一个村都进行过实地调研,针对各村的实际情况拿出切合实际的方案来加以扶持,提供合适的项目来帮助他们,现在的效果还在继续跟踪。习近平同志对我们的这些做法表示肯定。他说,扶贫脱贫不容易,有的老百姓已经脱贫了,或许会又因灾因病返贫,所以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扎实,一定要注意跟踪,注意兜底。

习近平同志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同时对泉州的工商业也很重视。他强调“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在招商方面经常给我们以支持。泉州市比较发达,特别是晋江这样发展快速的地方很受投资者青睐,习近平同志原来工作过的陕西、河北、宁德等地的同志有很多项目想到泉州寻求合作,他就专门介绍这些同志到泉州来找我,他都会事先跟我联络,要我好好接待、协助招商。这对这些地方和泉州的发展都很有积极作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是怎样提出“晋江经验”的?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对晋江有很多指导和帮助,对晋江的发展始终予以关注和研究。他经常到泉州来,走遍泉州所有的县、市、区,每个县、市、区起码都走过4次以上,特别是在省委省政府工作的6年中7次到晋江调研。他认为,晋江的发展模式简单归纳起来是“三为主一共同”。“三为主”就是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企业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一共同”就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种模式后来铺开到整个泉州,再之后对整个福建乃至对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都具有借鉴价值。他评价说,晋江通过乡镇企业来生产一些人民群众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自己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地区实际的发展道路。他这个评价,实际上就是“晋江经验”的最初总结。

2000年,我们出了一本论文集——《大泉州发展战略研究》。这本书主要是我随习近平同志在泉州长期调研、向他请教、学习心得汇集的五篇文章,阐明了大泉州发展战略的三大重点工作,即发展经济、弘扬文化、建设城市。此外,围绕五篇文章,展开泉州继续发展的大讨论,泉州辖区内除金门县外的11个县、市、区书记和县长都有一篇文章。此举对全市进一步开放搞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请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为我们写序言,他欣然应允。

在序言中,习近平同志对泉州的发展评价很高:“改革开放以来,泉州这块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古老土地再次焕发出蓬勃生机,成为福建省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他对泉州的发展状况如数家珍,指出:1999年,泉州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52亿元,财政收入48.32亿元,分别是1977年的47.2倍和89.8倍,平均递增分别达19.2%和22%,经济总量约占全省26.2%、全国1.14%,所有县(市)再次分别进入全省经济实力十强县(市)或经济发展十佳县(市)行列,晋江跃居全国百强县第五。字里行间,饱含着习近平同志对泉州的褒扬。他把泉州那些年的快速发展称为“泉州现象”。泉州的迅速崛起,为全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序言中对我们在战略研究方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泉州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写道:世纪之交,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要进一步提高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综合竞争力,争创发展新优势,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发展思路。泉州的同志经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大泉州发展战略研究》这本书。永康同志在整理完善泉州历届党政班子工作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泉州发展战略,阐述了实施大泉州发展战略的三大工作范畴,即发展大泉州经济、弘扬大泉州文化、建设大泉州城市。各县(市、区)的党政负责同志也围绕大泉州发展战略这一总原则,提出了切合各地实际的发展思路。整本书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有泉州特色;二是有时代气息;三是贯穿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四是可操作性较强。可以看出,泉州这次战略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总体思路不错,比较系统且有一定深度,较好地体现了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这必将对泉州未来发展起到实际指导作用,对其他地区也有借鉴意义。善于通过务虚理清发展思路,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应具备的领导素质之一,希望今后继续保持和发挥这一优势。未来20年是福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把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科教先进、环境优美、文明开放的福建带入下个世纪,是全省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殷切希望,泉州坚持按照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大胆尝试,勇于实践,奋力开拓,锐意进取,通过增创经济增长、体制创新、对外开放、软硬环境、科教人才、精神文明新优势,成为在全省乃至全国有重要位置和影响的经济、文化、科教强市。

那时候,晋江在全国发展突出,大家都在研究晋江,既有费孝通、陆学艺等全国知名的专家,也有好多我们省里的同志,是称为模式还是经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习近平同志有一次和我谈话说,不要叫模式,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死板,还是叫晋江经验比较好,经验是可以灵活借鉴的东西。

还有一次,习近平同志率福建省经贸代表团访问香港、澳门,我们随他去招商,工作之余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费孝通、陆学艺等老一代社会学和经济学家把很多地区发展的模式形成了理论系统,以苏南、温州、晋江、珠江四种模式来指导中国农村发展,并总结出了成功经验。除了晋江这种模式以外,其实泉州所有县也都在借鉴“三为主一共同”的思路,但在借鉴过程中又各有各的发展特色,并不是照搬晋江原有的模式,以后其他地区再来借鉴这种思路,也不会照搬模式。所以我们还是叫“晋江经验”比较好。

习近平同志非常注重战略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大家对他的看法都很赞同,在战略研究上都比较倾向于他倡导的“晋江经验”的提法。这样,“晋江经验”慢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研究领域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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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深入泉州的基层调研,对泉州的发展战略作过充分研究,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走遍了泉州的山山水水,走遍了泉州所辖各县、市、区,尤其是这期间,他6年中7下晋江,到企业、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在实地调研中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他每一次来,我都陪他,那段时间我们交流很多,我十分有幸跟随和见证他全过程全方位的调研活动,深受教育。

在充分肯定晋江发展成绩和经验的同时,习近平同志发现晋江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企业虽不少,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却不多;产量虽不低,产品的技术含量却不高;鞋帽服装饰品企业多,高精尖技术却稀少;工业化发展热气腾腾,城市化发展却相对滞后……“面对新形势、新世纪,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在1999年的一次晋江调研中,他就提出了这个极具前瞻性的问题。

2002年6月16日,在泉州市委市政府的汇报会上,我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改革开放大潮中,关于晋江模式、晋江速度、晋江效益、晋江精神等一系列提法和问题。习近平同志经过多年考察研究、深入调研、问计于民,以政治家高瞻远瞩的视角与洞察力,在会上系统阐述了“晋江模式”发展的四个阶段,并第一次正式提出“晋江经验”这个概念,第一次明确总结整个泉州发展模式都是“三为主一共同”的“晋江模式”之后,他又系统提出了六条“晋江经验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启示”,要求全省各地认真学习借鉴。同时,从五个方面提出要求,要晋江、泉州“探索、创造新的经验,为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听了习近平同志那次讲话,我心潮澎湃,很受鼓舞,专门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刺桐清和》表达我那时对泉州未来发展激情满怀的心态:

榴月菖蒲雅,

温陵日正东。

蝉鸣桐树上,

景入画图中。

晋水舒长袖,

泉山冀泰鸿。

民心惟古国,

九域共亨通。

在长期调研和深入思考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总结提出了宝贵的“晋江经验”。2002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他的《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一文。10月4日,《福建日报》刊发他的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新华网次日全文转发。

“晋江经验”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紧紧咬住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核心动力是改革创新,核心内涵是全面发展。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多次强调,要注重发展品牌,注重创新,走自主发展之路。习近平同志的文章和讲话,带动了大家对晋江经验和泉州现象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200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泉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泉州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文集《晋江经验与泉州现象》。

人们高兴地看到,当年闻名全国的“晋江经验”至今依然青春焕发,正抒写着“全国百强县”“福建第一县”“中国品牌之都”等可喜可贺的篇章。风靡八闽大地的“泉州现象”依然活力洋溢,经济总量居全国可比212个地级市前五名,位于全省“发展第一层面”,成为“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中国品牌经济城市”“海峡西岸经济区现代化工贸旅游港口城市”,泉州的发展活力十足,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同在福建工作多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施永康: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的一段宝贵经历,给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很多。

我们泉州有一所仰恩大学,是缅甸华侨吴庆星先生回国投资创办的。大学兴办之初,有些事情跟教育部门总是协调不好,市里和省里也协调多次,都谈不拢,搞得很僵。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省长,我是泉州市市长,他带着我们几个到吴庆星先生家里拜访,他们两位一见面谈话就很投机。吴庆星先生请我们一起吃了便饭。吃完饭以后,大家坐下来,习近平同志说,请给我一个便签和一支笔。旁边工作人员就递给他一张仰恩大学的便签和一支铅笔。习近平同志拿着便签和笔,问道:吴先生,你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意见,你跟我说。吴庆星一五一十地说完,习近平同志全都一一记了下来。他问,还有吗?吴庆星笑笑说,没有了。然后,习近平同志一条一条跟他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你们要配合做哪些工作……很短的时间,把所有问题交代得清清楚楚,吴庆星再也没有异议,双方都很高兴。那个时候,我就对习近平同志佩服得五体投地。

习近平同志的知识非常渊博,我们有一次随他出访土耳其、埃及、墨西哥,途经古巴,住在海岸边的一个旅店里。那个旅店正是海明威写《老人与海》时的住所。习近平同志跟我们谈到了海明威,讲到了他的著作《乞力马扎罗的雪》《永别了,武器》,还讲了《老人与海》这部不朽名著的整个故事梗概。由大海这个话题发散开来,我们还谈到高尔基的《海燕》,习近平同志兴致很高,还给我们富有感情地背诵了《海燕》主要段落。我们平时交谈的话题大多是工作,这次听习近平同志谈起文学艺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内心也非常佩服。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你们还有联络吗?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后,我到浙江去拜访过他一次。他到上海工作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络,他的秘书还专门给我他在上海的手机号码。福建的同志们一直惦记着他,他也时常打听福建同志们的情况,很关心大家,始终把这些同志当作自己的亲密朋友。我想,这就是大国领袖的风范和胸襟。2010年,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我也已经退休。我花了很大的心血主编了一套450万字的大部头著作《大泉州战略探索》,一共8卷。出版之前,我请求习近平同志对书稿予以指正。一天早晨,我的电话响了,是习近平同志的秘书打来的。他说:“您好,是施永康同志吗?”我说:“是的。”他说:“习副主席跟您通话。”接着,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习近平同志亲切的声音:“永康啊,好久不见,现在怎么样啊?”我听到他的声音很高兴,半开玩笑地说:“近平同志,我退休啦,还能怎么样啊?”习近平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说:“永康,你能编这么大部头的书,我看你威风不减当年呢!”接下来,习近平同志跟我谈了谈书稿,他很谦虚地说:“我离开福建时间比较久了,很多具体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有些内容我不太掌握了。通过你书稿中的介绍,我也了解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战略构想,书稿立意很好,质量很高。希望你们能继续加强研究,给泉州未来的发展提出更多更好的战略思路。”

虽然分别多年,但我心里一直想着他这位曾经的“老”领导,也在不断地学习他的讲话和思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发行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买来阅读学习。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致辞,我全神贯注地听下来,深受启发。2017年7月1日,他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亲情浓郁、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引起一阵阵掌声。2017年8月,《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我也是第一时间买来阅读学习。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隆重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作了政治报告,那天我们几个朋友一起从头到尾在电视机前聆听他的讲话,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其中很多“金句”我都能背下来。比如,“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话,大义凛然,彰显了至高无上的爱国气节,令我心潮澎湃。

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也没有忘记我,让我非常感动。2014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京军区,陪同他视察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亲笔给我来函说,习近平总书记和他谈话时提到了晋江经验,还专门向他问道:“施永康同志现在怎么样?”司令员在信中还说:“作为领袖和统帅,习主席心中还记着您,我深受教育与感动!习主席伟大的胸襟和情怀,将永远激励我们向中国梦、强军梦奋勇前进!特转告您。”

2019年3月10日,全国两会期间,泉州市领导连夜给我来电话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福建代表团讨论时又提到了“晋江经验”,并强调“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还特别提到“当时,施永康同志在那边当书记”。

得知这些消息,我内心很激动。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为泉州人民、为晋江人民做了一点事情,但那都是我应尽的职责,我还嫌自己做得不够多。

数字是闪光而充满魅力的:回顾改革开放40年,1978年启动时,晋江农民人均收入107元,2018年是2.4万元;1978年财政收入1476万元,2018年是226亿元;1978年财政补贴252万元,2018年财政上缴113亿元。

多年的从政经历,也是我不断完善自我、追寻初心的过程,特别是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那10多年,我所学、所获、所感甚多,内心很充实。这几年,我虽然退休了,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但心情越来越舒畅,对祖国的未来越来越有信心。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上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但是,只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伟大的人民,必将继往开来,坚定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大展宏图,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习近平在福建(二十二):"近平书记是台商台胞的贴心人"

即时 | 2020-08-05 08:46

采访对象:梁茂淦,1943年6月生,福建长汀人。1965年任《福建日报》编辑、记者。1984年任项南同志秘书,1988年任福建省委办公厅处长,1990年任福建省台办副主任、主任,其间曾任陈丕显同志秘书,1997年任省台办主任,2003年任省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12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9日初访,2020年1月8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梁茂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厦门副市长时,您是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的秘书。请您谈谈他给您最初留下的印象。

梁茂淦:好的。我和习近平同志初次见面是在1985年。那天,我陪同项南同志到厦门处理公务,办完事情以后,项南同志对我说:“你跟习近平同志联系一下,问他晚上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让他过来,我想见一见他。”晚上7点15分,我在住处的一层大厅等候习近平同志。他很守时,几乎分秒不差地走进大厅,我老远就看见了他。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人很年轻,三十岁出头的样子,身材很魁梧,雄姿英发,步履稳健。我迎上前去,与他握手说:“近平同志,您好!我是梁秘书,项南同志在房间里等您。”习近平同志亲切地向我问好:“梁秘书,你好!”

两位领导见了面,相互亲切问候,就开始谈话,我就回自己的房间,赶一个第二天用的材料。他们谈了大概两个小时,习近平同志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房间里埋头写材料,他专门到我房间打了招呼。

后来,我在与项南同志谈天的时候,他对我说:“近平真是个人才啊,后生可畏。你别看他年纪轻轻,但阅历很丰富,很有工作经验。他十几岁就到陕北插队,入了党,当了大队支部书记,在陕北那个艰苦的环境里当了七年的农民,后来被乡亲们推荐到清华大学上学,毕业后当了国防部长耿飚同志的秘书。之后他主动请缨,到河北正定县艰苦的基层工作,当县委副书记、书记。他在正定县工作非常出色,表现非常突出,得到了组织的高度认可,前不久调到福建来。近平的为人处事很像他的父亲习仲勋!很正直,很厚道,又很有理想,有坚定的信念。将来一定是前途无量啊。”

一面之缘,一次握手,简单而亲切的问候,项南同志娓娓道来的介绍……这就是我第一次认识习近平同志的情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对台工作,而您在省台办工作了不短的时间,请您讲讲他是如何指导开展对台工作的。

梁茂淦:习近平同志很有思想、很有内涵、很有原则,善于团结人,善于与人共事。他视野开阔、思想解放、思维敏捷,遇事冷静沉着,经验丰富。在敏感的对台关系中,有他这样德才兼备又敢于担当的领导,是福建对台工作之幸,也是我的荣幸。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福建的对台工作不仅没有出任何问题,而且还屡创佳绩,各项工作走在各省市的前列,年年受到中央台办表彰。

习近平同志重视对台工作是一贯的。比如,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亲自担任福州市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那时候他的工作有很多创新,比如“特事特办”“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他在福州创办了全省首个“台商台胞接待日”,每个季度由市委书记和分管领导亲自接待台商台胞。这项工作很受台商台胞的欢迎。每当接待日来临,他们就早早地排队等候,由习近平同志和相关领导亲自出面接待。接待日的工作很有力度,凡是能立即解决的,则马上就办;如涉及面较大,需要有关部门协调的,都记录在案,尽快落实,做到件件抓落实,件件有回音。这件事在台商台胞中产生了广泛的良好影响。

习近平同志平时还经常到台商台胞当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许多台商台胞与习近平同志结下了深厚友谊,称赞道:“近平书记是我们台商台胞的贴心人。”2002年,习近平同志从福建调到浙江工作时,许多台商台胞都依依不舍,有的还专程到杭州去看望他。台商们非常珍视与习近平同志的友谊,如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福联纺织等台资企业负责人把他们与习近平同志的合影珍藏至今。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抓的工作更全面了,请您讲讲这一时期他的对台工作有哪些创新举措和积极成果?

梁茂淦:1996年,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兼任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他把在福州市工作时大量行之有效的对台工作经验带到了省里,并结合全省情况采取了许多创新举措。

第一,习近平同志大力支持台办的工作。他说:“省台办有什么实际困难,你尽管跟我说,我能解决的,尽量帮助你解决。”在他的支持下,省委省政府连续5年为省台办增加编制和经费。我们的三通处就是在他手上创立起来的。

第二,习近平同志带领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各项对台方针政策,发挥福建的独特优势,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对台工作。他指出,福建最大的优势是对台,最敏感的也是对台,只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基本方针和各项对台方针政策,就能化敏感为有利,创造出奇迹。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各级各部门积极而有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对台工作,使福建省的对台工作走在各省市前列,为推动两岸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三,习近平同志对建立健全对台工作制度付出了很多心血。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习近平同志担任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后,要求省台办和有关部门把省委省政府过去对台工作的文件和政策进行综合梳理,过时的就废除,没建立的就立即建立,不健全的就马上完善。他对我说过,用制度管人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的。对台无小事,必须制定合乎实际的刚性规定和制度。习近平同志每半年开一次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每年开一次全省对台工作会议。他还开创性地建立了重大对台事项的请示报告制度,其中包括了经常性和突发性的事项类别;建立了对台工作人员的保密、廉洁自律工作制度。他还特别给我交代,对台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第一时间向他报告,不管多晚,哪怕是三更半夜,都可以打电话或到他家汇报。他说:“省委分工我管对台,我就要认认真真地履行这个职责,我要多为省委负点责。”

第四,习近平同志真心诚意地对待台湾同胞,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到台胞心里去。他多次在同我谈话或研究工作时强调,做好台湾人民工作,最根本的是要真心诚意地把台湾同胞作为自己的骨肉同胞。在这方面,他以身作则,带头与台商台胞交朋友。在福州市工作时,他就交了很多台湾朋友。当时,福州市台资企业协会的一位会长,平时与省、市有关部门发生了一些矛盾,福建省和福州市有关部门几次向省台办反映要撤换他。我向习近平同志反映后,他就说,我们一起来做他的工作。我曾多次陪同他与这位会长谈心,既如实指出他的问题,又多次耐心细致、推心置腹地充分交流,使他深受感动。习近平同志常对我说:“做好一个人的工作,就会影响一大片。”还有一位在厦门海沧区投资化工产业的台商,由于种种原因,搞得债务缠身,日子难过。习近平同志指示我,台商投资遇到困难时要特别关心,要我多了解情况,帮助协调解决困难。习近平同志还多次与这位台商座谈,帮助他解决问题。这位台商感动至极,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习省长这样关心我,一辈子都难忘。”

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先后推动了一系列在全国具有深刻影响的重大对台工作,成果丰厚。如1997年1月,推动湄洲妈祖巡台102天,深入到台湾的19个县市,受到千万人次的顶礼膜拜,成为两岸交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活动。1997年4月,两艘福建万吨货轮突破了台湾当局的种种阻挠和限制,直航高雄,开启了两岸直航的试点。2000年11月19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率团来福建省龙岩市出席“世界客属第16届恳亲大会”,并作了“两岸客家是一家人”的演讲,引起两岸同胞的高度关注。2001年1月2日,两门(厦门和金门)与两马(马尾与马祖)实现“小三通”,受到两岸同胞的热烈欢迎。2001年1月28日,两门两马签订交流协议,首次将一个中国原则写入协议,在两岸引起轰动。在闽台经贸合作方面,一系列大型台资项目,如厦门翔鹭石化、正新橡胶、东南汽车、漳州火电厂先后建成或投产。这些创造性的活动,让福建这个原先的对台斗争最前沿成了两岸同胞交流交往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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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两门两马”实现“小三通”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

梁茂淦:“小三通”与“大三通”不一样,我们是用“小三通”来推动“大三通”。而“大三通”是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才实现的。

当时,在岛内各界要求全面直接“大三通”的强大压力下,陈水扁当局决定,先实现“小三通”来缓解压力,即从2001年起,分阶段开放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的货物和人员直接往来。我们跟金门方面商量说:“1月1日是元旦假期,你们1月2日来比较合适!”经商定,1月2日正式通航。

12月31日半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省台办三通处打来的,他们告诉我:“梁主任,有新的情况!有人告诉我们,明天台湾的一艘满载金门游客的客轮要到厦门刘五店码头。”

接到这一突如其来、打乱我们部署的消息,我就立即用电话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他从电话中听出我有些紧张,就说:“按我们原来的方案当然最好,但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坏事,说明闽台民众对‘小三通’充满了期待。”然后他立即做了四点指示:第一点,“每临大事有静气”,要沉着应对,稳住自己,不要忙乱。第二点,先把情况搞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第三点,与金门方面做好沟通工作,能按原计划当然最好。第四点,准备好接待的预案,他们到了要热情接待,要变坏事为好事。

我当时很紧张,因为这真是太意外了,但听习近平同志这么一说,我的心就宽慰多了。跟有经验又沉稳的人一起共事,我也变得有信心了。

后来,在习近平同志指示下,我通过厦门市台办与金门一位副县长联系上了。我对他说:“今天风浪太大,我们不能拿金门旅客的生命开玩笑啊,万一翻船了怎么办?不能把好好的事情办坏了啊。”听我这么说,这位副县长也紧张起来了,就以风浪太大不宜航行为由,立即把这艘客轮召回去了。

就这样,在习近平同志指导下,我们紧急公关,使突发事件得到圆满解决,化险为夷。对此事,我印象非常深刻,也深切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举重若轻,做事很有方略,处理紧急公关有丰富经验,不慌张,沉着应对,能够从忙乱当中理出头绪;遇到不能阻止的,就热情接待,把坏事变好事。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让我很是佩服。

采访组:当时台湾的媒体和民众对习近平同志的看法如何?

梁茂淦: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之后,每年都撰写新年贺词,在台湾的《工商时报》发表,向台湾同胞祝贺新年,介绍福建一年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成果,展望新一年的愿景,并欢迎台湾同胞到福建来观光旅游、投资兴业。他的新年贺词每年都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有台湾记者评论说:“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已走进台湾的民心了!”

还有一次,省政府在厦门举办一个经贸洽谈会,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举办一个两岸媒体的记者招待会。台湾媒体必然会就很多两岸存在的敏感问题提问,一个回答不好,就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所以一般人不敢提出开记者招待会。而习近平同志确实不一般,在他之前的从政经历中,就一直把记者当成好朋友,非常愿意主动做好媒体的工作,也包括台湾的媒体。

那天晚上,习近平同志和我,还有省外经贸厅的张秋副厅长一起出席了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历时一个小时左右,台湾媒体连连发问,果然提出了很多尖锐问题。比如,怎样看待当前的两岸关系?福建的台商投资为什么不如江苏?省政府有什么措施改变这种现状?等等。习近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答如流,妙语连珠。习近平同志的表现让两岸的记者朋友很佩服、很赞赏,都感觉这位省长很不简单、很不一般。这次记者会的效果非常好。习近平同志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精神,也为我们作出了表率。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对台工作方面有什么重要的观点或指示吗?

梁茂淦:梳理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对台工作方面的重要观点和指示,我觉得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强调福建在与台湾的交往中具有独特的“五缘”优势,就是: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法缘相循、商缘相连。福建最大的优势是对台,最敏感的事情也是对台。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做好对台工作,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出纰漏。对台无小事,一件小小的事情,比如,我们渔民被他们抓了,就会牵涉两岸关系,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开动脑筋,全力做好对台工作。

二是要求省台办的干部成为“台湾通”。对台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习近平同志希望省台办的干部特别是几个主任、副主任要尽可能成为“台湾通”,既要精通各项业务,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定立场。因为台办干部直接跟台商台胞打交道,一定要有优良的作风,自觉抵制那些形形色色不良作风的影响,保持清正廉洁的操守。要多了解台湾各方面的情况,做到知根知底,有创造性、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三是强调台办要把吸引台资放在重要位置。但是,吸引台资并不能代替民间的交流交往,要统筹协调好两者的关系。吸引台资是重要的,但不能放弃其他工作。

四是强调省台办作为省委省政府对台事务的办事机构,具有组织、协调、监督全省各级各部门对台工作的职能。台办要充分发挥好职能部门的作用,建设好队伍,争取一流业绩,为祖国统一作出更大贡献。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前后的情况。

梁茂淦:2002年,习近平同志要离开福建到浙江去工作。临走那天上午,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老梁,习省长今天就要走了,他交代我说,必须要和几个部门的领导当面话别,特别感谢对他工作的支持,首先点到了你。”我立刻赶到习近平同志的办公室,一见面,他就说:“老梁,我要离开福建了,有几句话要特别说一下。”

他说:“老梁,我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我分管了5年的福建对台工作,到今天上午为止,可以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他用左手做一个圆圈的手势。他继续说:“5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国台办经常表扬我们省台办,也表扬省委省政府重视对台工作,我要对你表示感谢,也感谢省台办的所有同志。第二句话,福建最大的优势是对台,最敏感的也是对台,希望你发挥最大的优势,继续做好对台工作,支持新分管的领导,作出更大成绩。第三句话,你是学者专家型的台办主任,我希望你今后到浙江来,来给我们浙江传经送宝,不管你是以什么身份来,无论是台办主任身份,还是专家身份,我都欢迎。”

我听了这几句无比温暖的话,激动地说:“习省长,感谢的话应该由我来讲。这几年我在您手下工作,感到非常愉快。您对福建对台工作悉心指导,所以我们才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同时,您对我个人也非常关心,我当主任多年,可还住处长的房子,您帮助我解决;我写了个反映两岸同胞一家亲的电视连续剧《今生缘》,国台办给了我经费支持,您又批了同国台办一样的配套经费。我要感谢您,不应该是您来感谢我!”

采访组:请您谈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认识和感受。

梁茂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党内政治生态有了根本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吏治情况大为好转。这一点在我的家庭中也有切身感受。我的孩子是个在福州市从事农业生态综合开发和汽车驾驶培训学校的民营企业家,过去办事很难。但党的十八大之后,情况就好多了。他给我说,现在风气好多了,不需要再请客送礼了。

第二,我国的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4万亿增长到2019年的99万亿,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很大。当前,国际环境非常复杂,世界经济总体处于下行趋势,我国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很不容易,我们都感到很自豪。

第三,我国的国防实力大大提升,跻身世界前列。从2013年第一艘航母下海,到2017年4月26日第二艘航母下海,实现了我国百年来未能实现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军队要能打仗,要打胜仗。他对军队建设做了很多调整,已经深入人心了。

第四,新兴大国的外交路线真正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以卓越的智慧沉着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展现出大国领袖的才华,是我们时代的幸运。

第五,科技进步突飞猛进。据我不全面了解,我们大型计算机数量居世界第一;专利发明数量也居世界第一;中国还是第一个实现可燃冰正式上岸点火的国家。当然,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新发明、新科技,一旦公布出来,肯定更加震撼人心。我们虽然与一些科技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但我们已经在加速赶超。

第六,“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平台。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所作的《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演讲,精彩至极。我全神贯注地听了他的演讲,感到非常自豪!他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也是他大国领袖风范的最好体现。他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国际讲台上,对着来自全世界的29位国家元首、100多位世界经济组织的负责人,还有2000多位记者,脱稿而讲,侃侃而谈。他的历史知识很丰富,对各种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文明演进,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既鲜明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又深刻地阐明了事理,还抒发了深厚的感情,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和阵阵热烈掌声。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所体现出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充分体现了大国领袖的风范和形象。与沿途国家合作近百个项目的实践,既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又说明中国方案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榜样。之前一直对“一带一路”持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派特使来参加,这充分说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得民心,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好评。

《习近平在福建》(二十一):"习近平同志一直要求公安机关当好人民群众的'保护神'"

即时 | 2020-08-03 08:59

采访对象:陈由诚,1946年3月生,福建连江人。1988年任宁德地区公安处处长,1991年3月任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1998年1月任厅长,2006年8月任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2010年5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7月9日初访,2020年1月4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陈由诚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于1988年到宁德任地委书记。那时宁德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是怎样的?他初来乍到,又是如何了解宁德现状的?

陈由诚:客观上讲,宁德当时是福建经济发展最滞后的一个地区,在全省9个地市中位居“老九”。宁德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拥有全省近三分之一的海岸线,辖区内遍布海岛。全地区9个县200多万人口,其中6个贫困县,涉及70多万人。“老、少、边、岛、穷”是宁德当时的真实写照。那时,制约宁德发展的主要有两大客观因素。一是自然地理条件恶劣。沿海4个县多半是山区,虽然山峦起伏,但林木很少、光秃秃的,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矿产,而海岛缺电少水,灾害频繁。全省海拔最高的县城,有4个都集中在宁德,海拔大约600至900米之间。二是关山阻隔,交通不便。宁德处在福州和温州的中间,是个交通断裂带,从宁德到福州有140多公里路程,中间隔着飞鸾岭。因为山路崎岖,坡陡路窄,汽车通常要跑四五个小时。从宁德地区去寿宁、古田、屏南和福鼎4个县,都要翻越一至两座又陡又长的山岭,汽车要整整跑半天。这种状况长期困扰宁德发展,大家迫切希望宁德的交通面貌早日得到改变。

主观上讲,当时不少干部群众都有“观念贫困”,不能积极作为,缺乏担当精神,对脱贫没有紧迫感,“等靠要”思想严重,甚至怨天尤人的情绪广泛存在。不少同志还有急于求成的想法,他们认为习近平同志来自厦门经济特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于是纷纷议论,省委派分量这么重的干部来宁德,是我们宁德人民的福气!有的甚至把原来酝酿已久的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港口、在赛岐建中心城市等远期规划作为宁德快速发展的“三大目标”热炒了起来。很多人都说,这下宁德马上就要改变面貌,脱贫致富啦!

这些脱离实际、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的主观想法,严重困扰着宁德地区摆脱贫困、加快发展的步伐。

习近平同志是1988年6月到任的。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经常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生活上要实行最低标准,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到任后,不换汽车、不换司机、不换办公室,住就住在地委大院职工宿舍,吃就吃在职工食堂,从没搞过特殊、开过小灶。许多同志私下都说,新来的书记是好样的,跟着这样的领导干,他说什么我们都愿意听。

上任之初,习近平同志和地委行署领导班子成员开了一个简单的见面会,之后就一头扎到各县、各部门单位开展调查研究。7月初,他带领地委有关领导下乡调研,到各县去了解情况。他开展基层调研工作是高强度、高密度的,前后大概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把全区9个县跑了个遍。其间,习近平同志还到相邻的浙江温州考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学习取经。通过调研,他初步了解了制约宁德发展的客观原因,看到了阻碍宁德发展的问题所在,也理解了宁德干部群众的思想和心态。

采访组:针对宁德的现状,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举措?

陈由诚:“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针对宁德干部当中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心态,习近平同志在屏南举办了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帮助大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他还邀请“种树大王”郑邦德等8位农民到地区机关,给副科级以上干部讲改革开放、脱贫致富的体会。习近平同志说,宁德的发展,要立足实际,面对现实,不能心急,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拿出锲而不舍的干劲,“几任干部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引领闽东摆脱贫困。他还进一步说,我们每个同志的实际工作都是为宁德的发展做一个铺垫,不要认为在你的任上可以轻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切实际的。当然,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滴水穿石”理念,也并不是要大家“不着急”“慢慢来”。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才慢慢领悟到,这一理念建立在对宁德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重点强调的是脚踏实地、打好基础、行稳致远。这个务实而深远的发展思路,给宁德脱贫致富指明了方向。

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又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理念。他说,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海阔天空里,目前很贫困的闽东确实是一只“弱鸟”。但是,“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关键要看我们的头脑有无这种“先飞”的意识,关键要扫除“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消极观念,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他还说,要摆正位置,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先求诸己”,这是“先飞”意识的第一要义;要着眼于挖掘潜力,降低成本;要通过外引内联,建立稳定的物资协作网络;要鼓励各县制定一些让利的政策。这样,我们就完全有能力在一些未受制约的领域和具备独特优势的地方实现弯道超车。也就是说,贫困地区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在闽东大地引发强烈反响。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闽东的发展到底该从哪里入手?

这时,习近平同志又指出,可以从交通入手,先解决路的问题。他找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研究交通线路,先是筹划从宁德到福鼎的高速公路建设。他强调,当务之急是打通飞鸾岭隧道,这是宁德的咽喉。要从发展区域经济的高度积极向省里、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支持。

在农业上,他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结合各县实际发展特色产业。在工业上,他主张大力发展地方工业,比如福安的小电机、宁德的石板材、霞浦的电子按摩器、福鼎的边界贸易等等。

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谋划,为宁德脱贫打下了坚实基础。过去,闽东人不敢走出门做生意、办企业,现在仅福安就有几万人到外地搞开发、办厂子、做茶叶、搞物流,周宁人在上海搞钢铁贸易,古田县的食用菌更是走向全国、誉满全球。就这样,在习近平同志带领下,宁德这只“弱鸟”逐渐走上了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先飞”之路。

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后,无论是任福州市委书记还是任省领导期间,都一直关心宁德的发展,经常给予指导帮助和政策扶持。直到今天,宁德人民都在努力践行习近平同志当年为宁德规划的美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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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发展思路、制定的战略规划对宁德今天的发展起到了哪些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由诚:30多年来,宁德广大干部群众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思路,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入手,“凡事反求诸己”,立足自力更生,外引内联,充分利用各种渠道进来的资金和技术加快发展,逐渐形成了宁德的产业优势。

现在,宁德的发展日新月异,福温铁路有了,福温高速公路已通车多年,各县市都与高速公路网相连。福鼎还建了核电站,解决了周边多个省市的供电需求,带动本地区工业发展。产值上千亿的“上汽”汽车城、“宁德时代”新能源电池等一批“金娃娃”项目落地蕉城区。交通的便利还带动了宁德旅游业的繁荣发展。机场也已初步建成,城市面貌越来越好。山区农民造福工程及脱贫致富“宁德模式”辐射全国。

农业方面,古田的白木耳、香菇、竹荪等各种食用菌畅销全省乃至全国,已经闯出了名气、创出了品牌。很多种植和销售食用菌的企业不仅做大做强,而且开始技术输出。沿海养殖业蓬勃发展,大黄鱼养殖越做越强,还开发了很多名贵鱼类的养殖。霞浦县有一个企业,用台湾的技术和设备养殖精品石斑鱼,五六年时间就可以长到一米多长,每年向国内外大量输出。此外,宁德的海带、紫菜、茶叶、花卉等特色产业也得到蓬勃发展,为地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见证了宁德这么多年的发展和变迁,更深刻感受到,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客观清醒、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让宁德受益至今。习近平同志早年制定宁德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就发现了问题,看到了差距,同时也看到了希望所在。总结了宁德真正的优势在什么地方,让大家认识到脚踏实地谋发展的重要性,从而避免走上盲目发展的弯路。如今,宁德的优势产业逐渐发挥“龙头”作用,整体经济实力有了很大进步。

采访组:好的思路、好的规划,还要好的制度、好的作风来落实。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在制度建设和廉政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陈由诚:习近平同志非常注重基层工作制度建设。他倡导“四下基层”,就是: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在他的领导下,宁德建立了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同基层挂钩制度,深入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成为宁德各级干部的基本功。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以后,这些制度作为长效机制一直坚持了下来。地、县领导经常性深入基层现场办公,真正与群众结成了浓浓鱼水情谊。

在廉政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从严治党关乎改革开放成效的长期巩固发展,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绝不允许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当时,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干部利用职权违规占用宅基地,占用计划指标捞钢筋、水泥等紧缺物资,建个人住宅,有的还贪污受贿。他在地委会议上严肃提出要坚决重点整治这个问题,狠刹乱建私房风,并组织力量进行整治,一年时间就清理了1000余处违规私房。这也为后来全省大规模整治领导干部违规建房提供了样板。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是如何抓扶贫工作的。

陈由诚: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扶贫工作。比如福鼎市有个赤溪村,是“中国扶贫第一村”。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映赤溪村下山溪自然村22户畲族同胞贫困的生活状况,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关怀贫困地区》,引起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和全国各地的强烈反响,赤溪村因此成为全国瞩目的一个贫困村。同年9月29日,党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全国性的扶贫攻坚工作由此拉开序幕。习近平同志主持宁德工作后,赤溪村干部群众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大力倡导“滴水穿石”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幸福之路。赤溪村坚持封山育林,如今生态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并且依托太姥山风景区和杨家溪自然风光,又引进台湾果蔬、花卉,开发旅游产业,吸引各地游客纷纷前来观光。当年人均年收入仅为200元的穷山村,如今人均年收入已超过15000元,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1988年8月,习近平同志上任宁德时间不长,就深入福鼎考察调研,强调“扶贫要先扶志”“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弱鸟可以先飞”。他指出,要念好“山海经”,“抓山也能致富,把山管住,坚持10年、15年、20年,我们的山上就是银行”。后来他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这段实践有很大关系。他还鼓励大家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环境优势”,等等。

1998年,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又多次深入闽东沿海和山区调研扶贫工作,帮助基层总结经验。此时,赤溪村下山溪自然村的22户畲族同胞已全部完成搬迁,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另外13个自然村300余户1500多人也分批搬进新居。随后,全省推广“造福工程”,包括沿海“连家船”船民搬迁上岸、山区群众茅草房改造搬迁。习近平同志从始至终一直主管扶贫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对我们说,贫困地区的发展,道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党的领导是通过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的。我们的干部是具体执行者,只有到群众中去,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作为贫困地区的干部,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否则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

习近平同志对赤溪村念兹在兹,在省里工作是这样,到中央工作之后还是这样,即便是成为全党的总书记,也不忘赤溪村这个“扶贫第一村”。2015年年初,他对赤溪村作出重要批示:“30年来,在党的扶贫政策支持下,宁德赤溪畲族村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把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建成了小康村。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要以‘时不我待’的担当精神,创新工作思路,加大扶持力度,因地制宜、精准发力,确保如期啃下少数民族脱贫这块硬骨头,确保各族群众如期实现全面小康。”2016年2月19日,他在人民网演播室通过视频连线赤溪村畲族乡亲,送上新春祝福。当他了解到赤溪村的贫困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92%下降到现在的1%时,高兴地指出:“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你们的实践印证了现在的扶贫方针,就是要精准扶贫。扶贫根本要靠自力更生,要靠强劲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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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您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请讲一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指导公安工作的?有没有什么让您记忆深刻的事情?

陈由诚:习近平同志一直要求公安机关密切联系群众,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当好人民群众的“保护神”。他在宁德期间就经常跟公安系统的同志讲这么一句话:“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你的基本功就是能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公安机关,确保社会稳定的关键点也是你能不能跟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习近平同志在宁德、福州、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岗位上都非常重视公安战线,并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我讲三件记忆深刻的事情。

一是1988年底,习近平同志果断处置宁德县一起涉及2万多人的民间融资“倒会”案。这起案件的涉案金额超过亿元,性质复杂,正当的民间融资与非法的金融诈骗混在一起,牵涉不少机关单位的干部,影响很坏。时近春节,整个县的城关镇近一半人卷入其中。许多人为了要账,到对方家里搬东西、砸东西、打人甚至扣押人质,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公安机关将这一情况向地委、行署作了汇报。

1989年元月,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处置工作。当时基层有个说法,希望政府出一种“会票”,作为官方担保。这无形中会给政府带来很大负担。面对这些复杂情况,习近平同志提出三条明确意见:第一,不要随意定性。对明显属于金融诈骗的该抓则抓、绝不姑息;对绝大多数群众还是要持保护态度。第二,政府“会票”不能发。要重视民间调解方式在此类事件处理过程中的运用,用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而不是盲目地把矛盾上交给政府。第三,各级政府要加大力度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控制事态发展,确保社会稳定,让老百姓过上一个太平年。

因为这起“倒会”案件,经常有受害群众到地委、行署机关上访,甚至出现闹访现象,影响办公秩序。对此,不少干部都感到挠头。听了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大家心里有了主心骨。公安机关按照习书记的要求,重点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分子,控制“会头”等骨干人员,配合信访、财政、银行等有关部门深入受害群众家中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慢慢把“倒会”问题平息了下去。

这件事能在短时间内成功处理,完全得益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明确沉稳的指导思想,得益于他对涉稳事件快速反应的应急处置能力,得益于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二是习近平同志妥善处置学潮风波。1989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发生学潮风波,宁德地区也受到影响。当时,有一批温州学生搞串联,准备从福鼎入境福建,乘坐的汽车上都刷有刺眼的大幅标语。我们及时向地委作了汇报。习近平同志明确批示:第一要认定中央、跟定中央,一切听从党中央指挥;第二要坚决阻止学生入闽串联,汽车上的标语更不能进宁德、进福建。我们根据他的指示,配合福鼎县在省界分水关设立检查站,一方面劝说学生返回各自的学校,另一方面把汽车上的标语通通洗掉。

其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就有关工作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严密注视全区有关动态,做好社会治安工作,确保社会稳定。风波平息后,我们召开全区公安局长会议进行总结部署。我还向习近平同志当面作了汇报,请他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他很爽快地答应了。1989年7月30日,他和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一起与大家见面并合影留念,并作了即兴讲话。他强调了三点:第一,要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和要求统一全体民警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第二,要切实抓好清理清查工作。要实事求是,从本地区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清查中要掌握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不搞人人过关,不要造成人人自危。总的政策要掌握住,要有坚决的态度、彻底的精神,把清查工作深入下去。第三,公安机关要“两手抓”,切实抓好各项业务工作和队伍自身建设,多做得人心的事情,让人民群众满意。会后,我们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指示要求,在全区开展了整顿社会治安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和整治社会丑恶现象。同时,按照他“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整治队伍、开展反腐败工作。在处理学潮风波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在关键时刻指挥有力、处置果断和勇于担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段经历,也使我终身受益。

三是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倡导公安系统学习“漳州110”的事。他经常用周恩来总理“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的题词勉励我们做好公安工作,加强队伍建设,确保公安队伍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他还亲自抓一些具体工作,对公安队伍建设影响非常大。其中,他倡导我们学习“漳州110”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现在全国通用的报警电话110,最早就是起源于福建漳州市公安局芗城分局的报警电话110。1986年,为方便群众拨打报警电话,也为提高接警后的出动速度,漳州设立了110报警电话。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只要老百姓一打这个电话,人民警察就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锁定地点,迅速出击,处理警情。漳州110报警服务台,不仅管理治安、打击犯罪,还特别增加为老百姓服务的功能。只要老百姓有困难,我们的人民警察都可以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以前,公安干警在群众心目当中的印象主要是打击犯罪。自从有了“漳州110”,警察随时为遇到困难的群众提供帮助,群众纷纷赞誉“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110”。比如,老人没带钥匙被锁门外,拨打110后,警察就会帮他联系人来开锁;小孩被反锁家里,打110,警察可以翻墙进去把门打开;楼上楼下在休息时间噪音扰人,打110,警察过来做工作,进行调解。总之,老百姓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打110找警察来帮忙。

1996年8月,公安部在漳州召开全国学习“漳州110报警服务台”现场会。同年9月,习近平同志为“漳州110”题词——“人民的保护神”。

1996年10月20日,习近平同志到漳州实地考察110报警服务工作和队伍建设。他进警营、到岗亭,找执勤民警了解工作和训练情况,对“漳州110”高效的工作方法非常满意。他认为,110服务台的工作,事关群众工作的基础,是党委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同时也密切了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勉励大家发扬警队优良传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1997年,国务院授予“漳州110”“人民的110”荣誉称号。从此之后,“漳州110”的经验做法在全国全面推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漳州110”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因为110报警服务越来越多,警力明显不够用了,党委、政府就协调相关部门一起来做服务群众的工作,即110社会联动,对群众求助进行分解,及时将非警务警情转给有关部门处理,由更专业的人员去做。现在的“12345,有事找政府”就是从这里演变过来的。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习近平同志当年倡导学习“漳州110”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越来越显现,这对我们的警力下沉、面向群众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对公安干警树立群众观念、时刻贴近群众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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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多年,他离开福建后你们是否还有联系?最后请谈谈您的感受吧。

陈由诚:从宁德到省里,我有幸前后两个阶段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回顾这段工作经历,我深深感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弱鸟先飞”辩证思想,倡导的“滴水穿石”实干精神,奉行的“功成不必在我”从政理念,深入基层、为民办实事的真挚情怀,为官清廉、从严治吏的领导作风,对我个人影响非常深刻。我在工作中,时刻牢记习近平同志的教诲,不忘初心,身体力行,与班子成员一起不断加强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努力使公安工作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宁德和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好的软环境。

全省公安机关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努力奋斗,社会治安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群众满意率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涌现出一批又一批部级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有的还受到国务院的命名和表彰。除闻名全国的“漳州110”外,晋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被国务院命名为“特别能战斗的刑警队”,还有石狮公安局凤里派出所、漳州市公安局戒毒所、宁德市公安局三都边防派出所等一批“国字号”品牌。

2003年6月,公安部在杭州召开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一天晚上,浙江省请与会同志餐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着省委、省政府几位领导一起来。他见到我,就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向浙江的同志们介绍说:“他与我在福建省和宁德地区一起共事好多年,而且配合得很好。”当时,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赶紧回答:“谢谢习书记,在您的领导下,我们工作得非常开心、快乐。”

2010年9月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福建视察。当晚,他约我们几位曾经在宁德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座谈聊天。他深情地说,福建是他成家立业的地方,所以对福建、对宁德有特殊的感情。他讲得实在,我们也听得感动。难怪在好几个场合,他都说宁德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很多平常的小事,让我真切感受到习近平同志严于律己、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感受到他对老部下、对福建和宁德深深的情谊。

习近平在福建(二十):"习近平同志提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即时 | 2020-07-31 08:23

采访对象:徐登峰,1944年12月生,福建连江人。1987年任福建省委办公厅信息处处长,1993年任省农委副主任,1995年任省委农办副主任,1998年任省委农办主任。2008年8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7日初访,2020年1月11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徐登峰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您当时任省委农办主任。你们工作上接触很多,请您讲一讲工作开展情况。

徐登峰:我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接触是在1996年。当时,他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分管“三农”工作,兼任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是省委农办副主任,所以我们接触较多。他当时40来岁,年富力强,待人亲切,平易近人。这与他长期在农村和基层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经常强调一个观点,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这么说,也这么做,同时要求各级干部都这么做。我们曾听到宁德的同志说:“习近平新官上任,从来不搞‘三把火’。”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发现他确实如此,非常反对搞形式主义和花架子。他工作的立足点和评判标准就是群众满意不满意。

习近平同志当省委副书记的时候,主抓全省农村扶贫工作。他经常下乡,听取群众呼声,工作安排也处处想到群众。在此期间,他提出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理念。这话让老百姓听起来,非常有亲切感。

他很重视工作班子的团结,从来不搞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处理问题都是站在全局高度来评判。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具备了全局观念、战略眼光、世界眼光。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也是真心换真心——他怎么交代,我们就根据中央精神和他的指示怎么干,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一门心思考虑怎么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扶贫工作。请您讲讲他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徐登峰:习近平同志在扶贫方面做了很多扎实有效的工作。我举两个典型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福建的一个特殊群体,历史上叫作“疍民”。在过去封建社会,这个称呼多少带有歧视的意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称这个群体为“连家船渔民”。“一家人生活在一艘小船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船为家,终日漂泊”——这就是连家船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些渔民长期漂泊在江河海上,卫生条件极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很弱,生活得不到保障。如何让他们上岸定居,如何让他们融入现代城镇生活,成为习近平同志特别关心的事情。他在主持福州工作期间,就为推动连家船渔民上岸做了很多工作;他到省里工作以后,对这项工作仍然常抓不懈,不断关注进度和成效。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召开的全省“造福工程”暨“连家船渔民”上岸定居现场会上,就强调要彻底解决连家船渔民上岸定居问题,并把它列为全省“造福工程”的重中之重,提出要进行连家船渔民社会主义改造。他指出,我们不要把连家船渔民上岸作为一般的事情来做,人上岸容易,政府可以花钱帮助盖房子,把人拉上来。最关键的是要解决他们上岸后的生计问题,从前他们在船上靠运输、捕鱼为生,上岸以后要给他们安排好维持生计的工作,让他们能够“住下来、稳下来、富起来”才行。

连家船渔民有五六千户,上岸定居的工作很复杂,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习近平同志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渔民从1998年起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经过几年扎实有效的工作推进,到2002年时已总体完成。曾经“以船为家、终日漂泊”的连家船渔民成功上岸定居,过上了“电器洋房、幸福安康”的生活,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这些老百姓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习近平同志功不可没。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畲族群众的茅草房改造工程。全国畲族人口约70多万,90%以上居住在福建和浙江的贫困山区,主要有雷、钟、蓝三大姓。由于上世纪90年代交通不够发达,建材运输成本和建筑人力成本都相对较高,所以很多山区的畲族群众没钱盖房。福建的情况又与北方不同,在北方农村,可以弄土坯来建较大较结实的房子,但闽东地区的土质达不到要求,土坯比起北方的质量差远了,畲族群众只能用茅草和少量的土坯来盖很简陋的房子。他们盖房时,都是用土坯围出一个房框,再用茅草盖在上面,最后用泥巴糊起来,将就着住。这样的房子,即使雨水少的情况下也只能住两三年,而福建台风多、雨水多,这种房子一两年都坚持不下来。畲族老百姓年年都要面临房倒屋塌的困境,承受人员受伤的危险。

当习近平同志主抓的“造福工程”推进到这些非常偏远的山区时,一些实际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因为老百姓世世代代生活在山区里,交通闭塞,与外界隔绝,山里面仍然很原始,所以这就涉及“造福工程”的投入与收效的问题。如果把路修上去,把电力供应上,至少要花费几百万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巨大的一笔开支;路通了,还要对茅草房加以改造,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即便这样做了,他们还是身处偏远的大山深处,生产生活几乎还是保持原样,很难说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习近平同志考虑,与其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倒不如直接在离城镇近的地方给这些老百姓盖上房子,请他们搬下山居住,再发展一些企业,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这样既把钱用在了“刀刃”上,也让他们和城市连接起来。习近平同志的这个思路,后来就形成了畲族群众“造福工程”的基本规划。

对于茅草房改造搬迁,习近平同志要求在1997年内限期完成,省里还下发了600万元专项资金。相关地方领导还立下了“军令状”。到1998年来临之际,闽东的2000多茅草房户全部甩掉了象征贫穷的“草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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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山海协作”“对口帮扶”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请您具体讲讲这一战略举措形成和推进的过程。

徐登峰:福建的地理地貌特点是山多、海阔,全省陆域面积12.14万平方公里,平地很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海域面积13.63万平方公里。鉴于这样的自然地理特点,省委对山区建设非常重视,从项南同志开始,就从福建实际出发,提出了大念“山海经”的战略;陈光毅同志提出“南北拓展,中部开放,山海协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到了贾庆林同志,提出了“沿海山区一盘棋”战略。习近平同志对这三任省委书记提出的战略规划都有继承、发展和提炼,提出要“对口帮扶,山海协作,协同发展”。

1993年,省委省政府已经注意到加快山区开发开放的重要性,提出来要对口帮扶。1996年,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专抓这项工作。这期间,特别是1998年,省委召开了六届九次全会,会上颁布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另一个是《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定》。这两个文件从前期调研、起草到成稿,都是在习近平同志亲自指导下,由文件起草组的同志们共同完成的。当时在省委六届九次全会上,就是由习近平同志亲自做大会发言,报告了这两份文件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有关问题的说明。所以,习近平同志对福建的对口帮扶和山海协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2001年2月5日,为进一步落实福建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和省政府的《实施意见》,为实现山海联动、融合发展,缩小山海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省委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推进山海协作的若干意见》,提出40条政策举措,包括推进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建立山海产业转移项目的利益共享机制、完善山海对口帮扶制度等。对口帮扶和山海协作是一个整体,就是把福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的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田与地处山区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南平、三明、龙岩和宁德等地区结成对子,发展快的对口帮扶发展慢的。

当时,针对习近平同志倡导山海协作、联动发展,省委决定建立23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和23个沿海市(县、区)的对口帮扶关系,力争每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均在本县和对口帮扶县(市、区)建成1个以上共建产业园区。而且,通过项目招商、技术帮扶、产业链延伸、资金落实等,进行全面合作。当时还确定了每个县每年对口帮扶的资金不能少于1200万元,并且在如何加强引导、如何制定优惠政策、如何帮扶方面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帮扶方面,省委又在确定1999年原定的国家17个贫困县基础上,增加到了19个,确定安排了19个省级领导、58个部门来进行对口帮扶、挂钩。

有个专门统计,从1998年到2000年,福建省山海协作新增项目1400个,总投资100多亿元,新增产值达到1300多亿元,利润达到20亿元,安排劳动力10万人以上。

采访组:闽宁协作与山海协作几乎是同期开始推动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与扶贫经验,是否也应用于帮扶宁夏的工作实践当中?

徐登峰:是的。1996年,福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对口帮扶,省委就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所以在他的工作当中,对口帮扶这一概念不仅限于福建省内。他高度重视帮扶宁夏的工作,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把中央赋予的这项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抓。他一共出席了5次闽宁对口帮扶的联席会议,而且还亲自带队到宁夏考察。

1997年,习近平同志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提出了“优势互补、互利互惠、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指导原则。他多次强调,闽宁对口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坚决完成,联席会议提出的要求和有关事项一定要落实,所做的承诺一定要兑现。

闽宁帮扶的很多具体做法,是习近平同志开创的。闽宁对口帮扶期间,福建共派了17批、大概1000多人次去宁夏,为宁夏培训很多教师。宁夏每年有4万多工人到福建务工。福建财政累计给宁夏补助5亿多元,并且还十分注重宁夏企业发展。福建的优秀企业,在宁夏的就有5000多家,每年所上缴的税收10亿多元,安置了当地劳动力10万人左右。

那个时候,每年福建都会和宁夏召开一个协作会议,并且福建还派了专门的干部去宁夏固原挂职。宁夏有什么要求,具体有什么困难,挂职干部就回来汇报,我们根据他们的要求,然后提出相对应的政策措施,尽我们所能帮扶宁夏。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积累的扶贫工作思路,自然也应用到了对口帮扶宁夏的工作当中。1997年,习近平同志参加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后,去“贫甲天下”的西海固考察,提出将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银川,先搞一个试点,打造具有样板意义的闽宁协作示范村,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致得富。现在,昔日8000多人的贫困移民村已发展成为人口6万多的小镇,这个小镇的名字就叫“闽宁镇”。闽宁镇也因而成为我国贫困地区通过对口扶贫协作走向全面小康的成功典范,成为对口扶贫协作“闽宁模式”的一个样板。

从宁德的造福工程,到闽宁协作示范村,习近平同志抓扶贫工作一直扎扎实实、卓有成效。他非常强调产业扶贫的重要性。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产业支撑,老百姓就没有事情做,也就没有工资,生活无法稳定,也富不起来。

习近平同志现在的很多执政理念,在福建时期就已经在实践了。随着工作的变动、职务的提升,他把这些经验又带到不同的地方,并与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产生了良好效果。所以,他在福建工作期间积累的很多工作经验,对以后的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扶贫工作与山海协作、对口帮扶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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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推动长汀水土保持工作的。

徐登峰: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历届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长汀水土保持工作。据记载,长汀水土流失的历史至少已有200年。长汀生态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四周山岭尽为赤红色,夏天地表温度高达76℃,可以烤熟鸡蛋,灼枯植物,因此得名为“火焰山”。1983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考察长汀,对河田等地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感触极深,认为它直接威胁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非治理不可,初次商议并提出了治理计划和措施,还写下了《水土保持三字经》。

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分管全省农村工作,高度重视长汀的水土保持工作,把长汀的水土保持工作和建设生态农业工作提到重要日程上来。他前前后后做了多次批示,并多次到长汀调研、指导工作。

第一次是1998年元旦期间。习近平同志到长汀考察,并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作出专门批示,题词“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

第二次是1999年11月27日,这也是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划时代的日子。这时,习近平同志已任代省长,主持省政府全面工作。他在龙岩考察棉花滩水电站、梅坎铁路、漳龙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工程。当时,我作为省委农办主任兼省水土保持委员会主任,全程陪同他调研。考察结束后,他带着我们到长汀调研水土流失治理工程。

到长汀之后,习近平同志直接跟群众见面,倾听和征求群众意见。长汀县委的同志向他介绍了10多年来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取得的成绩,并表示长汀是欠发达县,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希望省里给予支持。习近平同志听完汇报,语重心长地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在项南老书记的关怀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8到10年时间,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最后,习近平同志根据各部门和群众的意见,提出了工作要求。从此以后,长汀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到了常态化的轨道。

第三次是2000年1月8日,时任长汀县委书记饶作勋带着《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治理报告》到省里向习近平同志汇报。接到报告后,习近平同志当即批示:“同意将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列入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和上报长汀县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县。为加大对老区建设的扶持力度,可以考虑今明两年由省财政拨出专项经费用于治理长汀县水土流失。”

当年2月,在习近平同志倡导下,“开展对长汀严重水土流失区为重点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被列为省委、省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的项目,资金随着项目走,确定每年由省直有关部门扶持1000万元资金。长汀大规模治山治水的大幕拉开了。此后连续10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都被列入省为民办实事项目。

第四次是2001年10月13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再次到长汀实地考察指导。在听取长汀两年来水土治理工作的汇报后,他说:“水土保持是生态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地方要重点治理,以点带面。长汀水土治理要锲而不舍地抓下去,认真总结经验,对全省水土保持工作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几天之后,也就是10月19日,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保持工作再作批示:“再干八年,解决长汀水土流失问题”。

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还作过两次批示。

第一次是在 201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记者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情况进行了报道,题目为《从荒山连片到花果飘香,福建长汀——十年治荒 山河披绿》,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这篇报道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中央政策研究室牵头组成调研组深入长汀实地调研,提出继续支持推进的意见。

第二次是在2012年1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牵头的联合调研组报送《关于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同意中央七部委关于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长汀县是我国南方红土地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区之一,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努力,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保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也仍然面临艰巨任务,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要总结长汀经验,推动全国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对于长汀这片曾经洒满革命先烈鲜血的红土地,习近平同志一直牵挂在心。他为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倾注的心血,长汀人民始终感念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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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六七年,工作中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徐登峰:印象深刻的事情非常多,我就讲几件吧。

在习近平同志的心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比天还大,他对待工作特别是突发事件从不闪避,迎难而上,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有一次,我跟随他去浦城县农村进行调研时,突然接到省委通知:台风可能要登陆福建。在浦城,我们下午开会,一直开到吃晚饭的时间,没有做任何休息,立即从浦城赶往福州。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连夜紧赶慢赶,直到凌晨才回到福州。习近平同志没有回自己的宿舍,直接就到防汛指挥部,与工作人员共同研究、部署工作到天亮。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前后有17年多的时间。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非常善于听取大家意见。我们跟他出差,一路上有什么看法和情况都可以和他谈。到了地方,县委书记向他汇报工作,也是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问。他每一次主持会议,中间都不看时间的,也不会轻易打断别人发言。大家的发言他都会听,各种话都听,因此经常误过吃饭时间,但他总是说:“晚一会儿吃饭有什么关系,基层难得给我们反映点儿真实情况。”

有一次到基层调研,到了下午6点了,还有一个考察点没有去。大家就问:“习书记,您看这个考察点是不是取消掉?”他说:“不能取消,村里面为了准备我们来,不知道倾注了多少精力,组织了多少人来迎接我们。哪怕去那边看一看,走一走,给他们鼓励几句也好,不然就会留下遗憾。如果不去,下次再见面的时候,那里的百姓就会说,‘习书记啊,您上次说要来,我们都准备得好好的,等了几天,结果您没有来,取消了。’这样就失信于群众了。”

他讲的是真心话,因为他在基层干过,对于这一点,他是深有体会的。那天,在他的坚持下,我们一行人赶到目的地已经7点多了,但是干部群众都为他的到来感到很高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之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徐登峰:2002年10月,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我听到习近平同志要调到浙江工作的消息,晚上就给他打电话,但他去开会还没有回来。过了10分钟左右,他就把电话打到我的房间来了。在电话中,我跟他说:“书记,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没办法去送您。”

他说:“没事,你好好在中央党校学习,多研究些农村深化改革和小康建设的问题。”

我说:“好的,谢谢您的勉励!我虽然已经58岁了,但是能有机会到中央党校学习,多研究和思考一些农村改革的事,还是很有好处,对自己的理论基础的提高,对素质的培养都有好处。”

2003年,中央农办在浙江召开了一个会议,我也参加了。吃饭的时候,他专门交代中央农办的一位同志:“你把那位福建的主任安排在主桌。”指的就是我。

后来我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职期间,抓各项工作还是延续他一贯的风格,每件事都抓得很具体。他的思路有很强的连续性,他看准的事、认可的事,审议通过后就会实施,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持续跟进。浙江的小康建设、生态建设都搞得很好。后来他到了上海,把他在福建、浙江发展成熟的工作理念也带了过去。

2007年,习近平同志当时已经调到上海工作。有一天晚上10点钟左右,他打电话给我,详细询问了我的身体情况和福建的发展情况。接到电话,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感慨。这之前,我曾向习近平同志的秘书询问过他的联系方式,没想到他亲自给我打电话。这么多年了,他还惦记着我这个老部下,还惦记着福建的发展情况。

后来,他调到中央工作了。我考虑到他的事情很多,任务很重,也就没有和他再联系了。

采访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和提出的重大举措,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请谈谈您的感想。

徐登峰:第一个感想,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切身体会,就是我们的国家这几年确实不一样了。比如反腐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永远在路上”。他抓反腐抓得非常及时,非常得力,这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焕然一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习近平总书记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今天,他成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成为了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我们全党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

第二个感想,对于精准扶贫、“四个全面”,我是非常理解的。这两项任务都很难,尤其难的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为它有个时间界限——到2020年。而且,扶贫是动态性的,给钱很容易,返贫也很容易,有的家庭可能因一场病就返贫了,有的家庭可能因为孩子上大学交学费就返贫了。因此,习近平同志延续了他过去在福建时特别强调的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精准到户,不能漏掉一个老百姓。这点非常不容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对于这些,如果他没有切身体会,是不会这样讲的。

习近平在福建(十九):"习近平同志率先启动了福建的生态省建设"

即时 | 2020-07-29 08:51

采访对象:李在明,1946年9月生,山西浮山人。1993年10月任福建省泉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5年4月任泉州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政法委书记,1998年9月任省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2006年9月任省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副主任。2010年9月退休。

采  访  组: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7日初访,2020年1月8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

李在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您是省环保局局长,请您回顾一下他是如何支持环保工作的。

李在明:

我1998年9月到省环保局当局长。习近平同志1999年8月任代省长,2000年1月任省长。从他主持省政府工作开始,我们的接触多了起来,谈工作、谈思想都非常融洽。习近平同志对环保工作很重视,对环保事业的发展很有见地。后来我了解到,他无论是在厦门、宁德、福州任职,还是到省里工作,始终很注重环保知识的学习和环保工作的开展,不仅掌握了大量的理论知识,还有很充分的实践经验。

我从习近平同志担任省委副书记时开始跟他有工作上的接触,那时他就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生活简朴,对个人的吃、穿、住、行都不讲究,从来没有过高的物质要求,而且一贯注重廉洁自律。他修养很好,工作很有耐心,说话做事都非常讲道理,从来不对部属发脾气,很随和。如果部属工作有做错的地方,他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说服帮助,从不以势压人。总之,习近平同志党性原则很强,很有人格魅力。

2000年初,省直机关有关厅局长陪同习近平同志一起到三明市调研,他和我们十几个人一起坐在同一列火车车厢里,大家一路上有说有笑,很轻松融洽。习近平同志也不让地方干部搞迎来送往那一套,到了目的地,我们下了火车就乘中巴车直接到市政府宾馆,每顿饭只吃简单的工作餐,不要酒水,这样既省时间,又很节俭。大家每天乘坐同一辆中巴车,到各个地方调研和检查工作,路上大家交流工作也很方便。有一天,吃完饭在外面散步的时候,有一位老局长对我开玩笑说:“你们省环保局的办公楼大门是歪的,大门口还有个斜坡,你们是处在‘歪门斜道’上,所以就总是出事啊!”虽然老局长和我很熟,说的话也是开玩笑,但我听起来有点尴尬,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这个话。这时,习近平同志接过话说:“没关系,现在是新班子了,省环保局一定会‘否极泰来’的。”我听了习近平同志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知道“否极泰来”的大概意思是“逆境到达了极点,就会向顺境转化”,习近平同志说这句话,不单是在鼓励我,也是表达对我们新班子的充分信任。直到今天,这句话我还铭记于心。

那年临近春节前的一天,我到习近平同志办公室汇报工作。我们那时候已经比较熟悉了,我把习近平同志视为一个可以交心的领导,所以也没有什么顾忌。汇报工作后,我就跟他讲:“习省长,我现在压力太大,想跟您汇报一下思想。”他问:“你有什么压力?说一说。”我谈到,自从我服从组织安排,单枪匹马到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的省环保局主持工作以后,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省环保局原领导班子长期不团结,民主集中制缺失,内部风气不正。特别是在1996年省环保局发生了一起影响极为恶劣的事件,就是因内部矛盾激化,原副局长雇人用硫酸伤害原局长,造成震惊全国的毁容事件。我到任后,虽然现在局领导班子内部比较团结,工作中也能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但由于当时局里中层及中层以下干部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至今告状信还很多,内耗比较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的开展。二是,国务院、国家环保总局对各个省份的环保工作有很多具体要求,比如“一控双达标”,要求2000年以前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国家允许的范围;福建省的各个(地)市,空气质量要达标,水环境质量要达标,全省当时4695个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要达标。但即便在这么紧迫繁重的任务面前,局里有些干部之间还有隔阂,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工作上,甚至“8点上班9点到,聊天喝茶看看报,不到12点就溜号”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时,离完成“一控双达标”的期限不到一年,但全省各项指标离国家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对习近平同志说:“我现在压力太大了,您一定要大力支持我。”其实,习近平同志对上述情况也心中有数,当即表示了对我的理解。他说:“在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说:“有两个请求。第一,能否请您近期到我们省环保局来调研一次,开个会,指导工作,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鼓舞鼓舞士气;第二,能否请您主持一个以省政府名义召开的‘全省重点污染企业和各市县领导的会议’,促进各地确保今年‘一控双达标’任务的完成。”他回答得很干脆:“可以!我安排一下。”

他还说:“我之所以尽力支持你们工作,不只是一个省领导对厅级干部的支持,是因为我们还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有什么压力,我们共同承担。”听了习近平同志这句温暖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

我以为习近平同志答应了以后,怎么也要安排一段时间才能来,没想到他 2000年2月16日也就是正月十二就带着秘书长和省政府办公厅的相关人员来了。而且,更使我感动的是,我们环保局是他当选省长以后调研的首个省直机关。

习近平同志先是看望了各处室的同志,然后和中层以上干部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听完大家发言后说:“前一段时间省环保局发生了触目惊心的事件,全国‘闻名’,事件虽然得到依法处理,但现在还要继续认真总结教训。这个事件对你们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你们新的局党组团结协调、目标一致、上下气顺,工作抓得比较紧,制度健全,整改有力,这一点要充分肯定。”他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并对我们提出了进一步的工作要求。更使我们振奋的是,他还当场帮助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比如,最关键的经费问题。当时,我在汇报工作时念了一句顺口溜,形容环保工作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就是缺少人民币,执法起来没底气”,形容了环保部门监管范围广,但软件、硬件都很差,执法难度大。我说:“我们环保部门缺乏工作经费,由于国家财政部预算支持中没有把环保经费列入一类科目,环保部门工作经费主要靠收取排污费过日子。没有正常稳定的经费来源渠道,哪个领导重视就多给,哪个领导重视不够就少给,造成了环保自身建设滞后及污染治理经费的不稳定。”习近平同志很理解和重视我们提出的问题,答应省内先协调解决。果不其然,调研后不久,在他的推动下,我们环保部门的工作经费就被列入了省内各级财政预算,当年就给省环保局安排了近4000万元的专项经费。不久后,省政府还决定,从2001年开始,3年内从省级财政预算中安排1000万元用于省级环保部门自身建设;每年2200万元的环境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延长到2005年;从2000年下半年起,把全省环保系统基础建设投资纳入“十五”规划,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从省预算内基建投资中拨出3000万元用于加强环保系统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共同努力,使“十五”期间全省环保投入占全省GDP的比例逐年提高到1.8%以上(1999年占1.52%)。同时,省政府还要求各级财政参照省里做法,环保部门的经费每年要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福建2000年GDP总量不足4000亿元,财政收入才370亿元左右,习近平同志是在当时各级财政收入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挤出了宝贵经费给予环保工作极大支持,这当时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再如,习近平同志明确了在机构改革中要加强环保部门建设。当时,全省政府机构改革正处在缩减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关键阶段。习近平同志很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深知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反腐倡廉的必要性,他在这次调研的座谈会上明确表示:“环保部门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应该是加强的部门,同意局党组提出的建议,协调省纪委设立省纪委派驻省环保局纪检组。”全省机构改革结束后,不但保留了各级环保局,还把全省不少原来是二级局机构的县(市、区)级环保局全部列为一级局机构,成为政府的组成部门,还设立各级纪委派驻环保局纪检组。在加强省环保局领导班子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在肯定我们新的省环保局党组工作基础上,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团结,不断消除“毁容事件”的负面影响,同心同德开创环保工作新局面。他还同意近期以省政府名义召开全省重点污染企业和各设区市、县(市、区)领导会议。

此外,习近平同志还要求,省环保系统要结合“数字福建”建设,在全国率先建立重点企业和主要河流交界断面的环境自动监测监控系统(站),为实时在线监测监控重点排污单位和流域环境污染提供科学依据。他的重要指示,我们很快就落实到位了。

习近平同志这次到省环保局调研,消除了大家的顾虑,鼓舞了士气,统一了思想,促进了团结,明确了工作方向,解决了很多关键问题。从此,大家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们也得到国家环保总局全国通报表扬及省委省政府的多次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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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

在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对于重大环保事故是如何处理的?

李在明:

2000年2月18日下午5点40分,省环保局接到三明市环保局“关于沙溪湾发生大量死鱼的情况报告”后,我们马上向省政府报告并召开局长办公会议,决定由省局丛澜副局长立即布置安排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专家,并商请省水产局等有关人员赶赴现场监测水质、查明原因。2月23日上午,局长办公会议听取了初步调查情况的汇报后,要求再次核实后向省政府报告。2月25日上午,我陪同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与著名台商王永庆先生洽谈继续在漳州投资办企业及相关的环保问题。那一天,省环保局经再次核实“死鱼事件”后形成正式调查报告上报省政府,我同时报告习近平同志。初步认定是因为有一个农药厂涉嫌违规偷排污染物,造成闽江100多公里的水体污染、1500吨以上鱼类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超过1300多万元。污染也造成了大面积的用水恐慌,周边群众担心自来水厂水质受到污染,纷纷抢购矿泉水备用。

2月25日傍晚,习近平同志指示我连夜返回福州调查处置,并会同有关部门保障闽江流域沿岸城乡群众的用水安全。2月26日凌晨1点多,我返回福州后,立即布置对闽江、沙溪的沿江(溪)交接断面及所有的自来水厂取水口进行全面的密频次水质监测,对受污染威胁的水厂采取临时性关闭或技术性应急处置。根据前一段初步判断,我们已先期对闽江沿江(溪)有关化工企业、农药厂暂时停产,不得排放任何污染物,并定时向沿江(溪)政府部门通报我们采取的措施,将已逐步控制水质安全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以安定人心。同时,由省政府副秘书长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和省内外环保专家对沙溪“死鱼事件”原因进一步深入调查核实取证,进行科学论证。我们在采用排除法的同时对死鱼解剖(就近用三明环境监测站先进的色质联机),通宵达旦检测出鱼体致死物与三明市农药厂违规排放的有毒污染物相一致,确定沙溪“死鱼事件”是三明市农药厂造成的。我们马上正式责令该厂关闭生产线并封存生产设备。

调查还发现这家企业有的项目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私自开工生产并排放有毒农药中间体的情节。我把这个情况向习近平同志和分管环保的副省长汇报后,他们立即指示:查明情况后,严肃追查责任人,对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处理。习近平同志还特别交代我,要和分管工业的副省长通气后及时向社会公开实情。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我们对部分省内外媒体通报了情况,并由《福建环境报》和《中国环境报》连夜发了通稿。这起水体污染事件得到了及时妥善处置。

三明市农药厂是国有企业,也是当地的创税大户,法人代表是省人大代表。随后,我们按法律程序把此案移送省公安厅进一步调查取证,对有关责任人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主导的“生态福建”建设是如何开始的?

李在明:

据我掌握的情况,习近平同志关注“生态福建”建设要追溯到1996年。那时,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就很重视生态环保工作。当时,福建省在农业上过量使用农药和化肥的现象比较普遍,水土流失也很严重,特别是长汀县的问题很突出。那一时期,很多残留的农药和化肥渗透到土壤中,又通过雨水流进江河湖海,造成水环境污染,还造成土质退化。同时,畜禽养殖业尤其是养猪的污染相当严重,很多农村的养猪大户管理粗放,部门监督也不到位,不少养猪场无序排放,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江河湖泊里面的微生物、水藻大量繁殖,给水体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习近平同志很重视这些问题,他明确提出要治理面源污染。针对有些干部群众忽视环保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情况,他提出:“保护生态环境,首先需要增强干部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先从思想上引导。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赢得经济的一时发展。”

当时确实有些领导干部对环保工作很不重视,甚至认为可有可无。举个例子。我当时到闽江流域的水口库区的一个畜禽养殖大县去调研治理面源和畜禽养殖的污染问题。当时水口库区受到附近的畜禽养殖场无序排放及面源污染的影响,年年水浮莲疯长,既污染了水质还造成水体缺氧导致鱼类大量死亡事件频频发生。为此,我建议在山水交界的一重山地方划出禁止畜禽养殖的区域,防止排泄物造成水体污染。可是,这个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对这个建议很不满意。他说:“李局长,这里不让养,那里也不让养,你还要不要吃肉呀?”我说:“我要吃肉,大家也要吃肉,但是我们更要喝水呀!如果把水污染了,下游的老百姓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了,这可以吗?更何况我们只在特定的区域内禁养,对于禁养区外的养殖场只要加强治理,污水达标排放,采用猪粪、沼气、果树循环经济的养殖方法,政府是大力鼓励大家养殖的。比如建沼气池,既能消除污染,又能提供沼气和有机肥。这样大家既能喝上干净水,又能吃上畜禽肉,还有经济效益不是三全其美吗?所以,畜禽养殖污染肯定是要治理的。”听了我这几句话,这个干部就不做声了。

不久,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支持下,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发文对沿江河湖泊的一重山范围内划出畜禽养殖禁养区,并把这一制度延续至今。另外,福建省对治理化肥农药过量使用造成污染也作了规定,对水体水质改善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这还只是农村的面源污染问题,而那些造成污染的工业企业,情况更复杂。为此,习近平同志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对统一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起到了很大作用。

前面我提到,当时国务院要求各省用5年时间,在2000年底前必须完成国家制定的“一控双达标”任务。习近平同志不仅高度重视,而且狠抓落实,他要求我们说到做到。为了做好工作落实,习近平同志还经常亲自过问污染治理、控制的进展情况。1999年10月,在习近平同志关心支持下,省政府召开全省“一控双达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由分管的副省长作了工作部署,省、地(市)、县(市、区)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列入考核的4695家工业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公布了各地工业污染源达标工作的进展情况,交流了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的典型经验,对全省“一控双达标”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会后,各地(市)政府也分别召开专题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再落实。

特别是2000年5月10日,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全省“‘一控双达标’暨闽江、九龙江重点污染企业整治”大会。有关厅局、各地(市)、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各级环保局长和省级96家重点工业污染企业法人代表等参加了会议。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占全省污染物排放总量65%以上的96家省级重点工业污染企业法人代表,一定要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整治任务。对未亲自到会的23位企业法人代表,要求他们一个月内到省政府“重新补课”。习近平同志强调,各地(市)、县(市、区)特别是重点污染企业,必须确保“一控双达标”目标如期实现,对逾期不能达标和“自然停产”(注:指企业自行停产)的企业,要坚决依法责令进行停产治理或关闭,还要追究经济责任直至刑事责任,不能为了一个企业的生存和效益而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这个问题上,谁打招呼、批条子,都不能给这个情面,我们各级政府都没有权力予以“豁免”。接着,习近平同志重申,环保部门是环保工作最具权威的执法和监督管理部门。环保部门依法对本辖区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支持环保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习近平同志还严肃指出:“那些肆意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环境的人,无异于‘谋财害命’。几千万人都在喝这个水,你为了一点利益、为了一点税收,造成人们生命、健康的损失,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以前我们哪里敢说“谋财害命”这样重的话?习近平同志的这个定性可谓入木三分、掷地有声,深刻强化了环境保护工作的严肃性。

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这个会,可不是“干打雷不下雨”。会议开完以后,他马上开始抓落实,省政府开展了多次“环保零点”行动,有关厅局统一成立了7个工作小组,组成了9个督查组,去各地市进行了5次统一的分组督查,督查情况都要向省政府汇报。经过不懈努力和严格督促,到了2000年底,全省实现了“一控双达标”的各项指标。列入2000年考核的4695家工业污染企业按期达标,污染回潮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12条水系水质持续改善,2001年达到和优于三类水质的省控断面比1995年提高了46.8个百分点。

经国家环保总局达标复核验收,福建省的各项环保工作完全符合国家要求,得到了总局的肯定。为了巩固和发展“一控双达标”成果,在习近平同志倡导下,福建省在全国率先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作为全国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的申请,自此翻开了提升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的新篇章。

习近平同志重视生态省建设是有其深远考虑的。他认为,生态环境建设牵涉面广,不单纯是污染治理问题,还关系到产业良性发展问题,这不是一个部门、一届政府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协调所有牵涉生态环境保护的部门来共同协调和考虑。比如,怎么搞好循环经济,如何提高资源利用率,怎么样才能用最少的资源来获取最有经济效益的发展,这些也都涉及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等政策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从全省的高度来综合研究、协调、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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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

请您具体讲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主导和推动福建生态省建设的。

李在明:

通俗地讲,习近平同志主导和推动的福建生态省建设,就是通过污染治理、清洁生产和采用循环经济,使污染物排放最减量化从而改善生态环境,用生态环境改善来倒逼落后产业的升级换代和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利用资源,保护绿水青山,发展生态效益型经济,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达到社会文明和谐、百姓健康幸福。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要想达到污染物排放的最减量化,我们在整个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就要把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对生态资源进行积极保护、合理配置、有效利用,这样才能使经济建设和生态环保有机结合起来,以达到协调发展。我理解,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后来逐步提出的“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先进理念的先期导向思维。

我简单讲几个习近平同志在他的“两山理论”形成阶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例。

一是治理长汀水土流失。1999年11月27日,时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赴福建西南部红壤区,在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长汀县进行考察。在长汀石灰岭,当地群众为纪念原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建造了“项公亭”,习近平同志远眺连绵起伏、红土裸露的山头,神情变得十分凝重。他对身边的干部群众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污染环境就没有道理,破坏生态和浪费资源的‘发展’就是歪道理。”听完长汀县委负责人工作汇报后,习近平同志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在项南老书记的关怀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8到10年时间,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2000年5月29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得知长汀正在建设生态园,专程托人送来了1000元,捐种一棵纪念树。2001年10月13日,他又一次来到长汀,为他捐种的香樟树培土浇水。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认真听取了长汀两年来水土流失治理的情况,他始终关注和支持着长汀水土流失的治理工程,对每一个数字他都记得很清楚。他要求,水土保持是生态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要锲而不舍地抓下去。2000年迄今,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支持下,长汀将治理水土流失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常抓不懈,每年投入专项资金1000万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上升至79.8%;当年的国家级贫困县,现在农民的收入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地科学治理,昔日百万亩山地披上新绿;许多断流的小河重现水声潺潺,久违的白鹭也飞回来了。如今,习近平同志当年在长汀捐种的那棵香樟树格外枝繁叶茂、特别生机盎然,这也象征着他所推进的生态环境建设硕果累累。

二是大力推进全省林权制度改革。习近平同志那时候明确提出,集体林权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这项改革意义非常重大,后来很多学者评价为是“继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革命”。从根源上说,森林是福建最大的优势之一,森林多了,就可以调节空气、涵养水分、优化生态环境,也可以增加老百姓收入,所以我们必须从制度上保持和发展这个优势。2001年,习近平同志一锤定音,推动了福建省林权制度改革工作,这项改革极大调动了林农种林、护林、用林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林权制度改革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3年以来,福建省森林资源不断增加,森林覆盖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三是城市湖泊的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当年污染严重的厦门筼筜湖及福州西湖的污染治理,都是在习近平同志重视关心和支持下启动的。历经几届政府和大家群策群力,采用截污、清淤、补水的科学方法,湖泊治理取得圆满成功。昔日污染严重、令人望而却步的筼筜湖,生态环境有待提升的西湖,如今已成为厦门和福州亮丽的风景名片,成为市民休闲、游览的好去处,被群众赞誉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好的诠释。

四是治理“餐桌污染”取得良好成效。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他积极开展基层调研,通过充分收集群众反映,了解到食品安全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据此要求在全省上下开展治理“餐桌污染”和严查“瘦肉精”专项工作,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这项工作在全国也是具有开创性的。

采访组:

请您回顾一下习近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期间,推动《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制定和实施的具体过程。

李在明:

2000年底,“一控双达标”的艰巨任务圆满完成以后,我们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习近平同志就提出要重视制定长远的生态环境战略规划。他给我们讲,推动这方面工作一定要先搞调查研究,要在具体实践中寻求解决的政策和措施,这样工作才能真正产生可持续的实际效果。习近平同志当时要求我们用一年时间搞调查研究,把生态省建设各方面的问题摸清楚。用这么长时间搞调研,也可以看出他严谨的工作态度,从没有急功近利走过场的想法。习近平同志深知《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制定,涉及方方面面,关系全省社会经济发展大局,这项工作光靠省环保局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需统筹考虑、多方协作才会有效果。当时,他安排了省计委牵头制定,省环保局和有关厅局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素材,一方面做调查研究,一方面搞课题研究。为制定好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习近平同志还提议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亲自任组长,承担最大的责任。这个小组成员,包括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办公厅及省直有关厅局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环保局。大家做了很多调研工作,也研究了很多省内外、国内外的典型案例。

在启动初期,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生态省建设,首先思想要通,理念要新,措施要实,立足实际,着眼未来,这样工作开展起来才会比较顺利。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不仅要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问题,更要从全局战略的高度来看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所要求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有很强的科学性,不仅时空跨度大,而且和经济发展结合得非常紧密,充分为长期的发展考虑。就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没有哪个省长会在一个地方干20年,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当时所做的规划,完全是为福建的未来考虑,为子孙后代考虑,为可持续发展考虑,而不是为他自己任内的短期看得见的“政绩”去考虑。

2002年5月,我们完成了总体规划纲要第6稿的修改工作,省环保局随即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之后,他就开始筹备全省环保大会来推动生态省建设的实施。这个大会至关重要,习近平同志决定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召开。他一贯很反对开那种言之无物的会议,要求会议一定要开得有成效。他对我说:“生态省建设中有很多政策、措施、方法要研究,这需要请国家环保总局进行指导和支持,所以你和国家环保总局联系一下,向他们提两个请求。第一,我们省委、省政府拟于2002年7月3日召开旨在全省推动生态省建设的环保大会,届时请解振华局长参加这个大会,并请他在大会上讲话。第二,我们的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送审稿,还要请国家环保总局审核把关并邀请国内权威的生态环境及经济方面的专家和两院院士一起来参加论证。这样,我们制定出来的规划纲要才更有科学性、权威性和可行性,实施起来也会更有把握。”

2002年6月初,我去了北京,找到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同志,按照习近平同志的嘱托向他汇报并说明了情况。解振华局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并且马上着手召集有关专家和院士分头审阅《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以及筹备赴闽开会事宜。解振华局长如此支持我们,是有原因的。他对我讲,福建开展生态省建设的条件是非常好的。第一,省委、省政府对生态省建设高度重视。特别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组织、领导、推进生态省建设。第二,福建省连续多年的森林覆盖率都位列全国第一,空气、水环境优良率也排在全国前列。而且福建在区位和地理上有优势,省内“五江二溪”主要流域都在自己的区域内自成水系,达标率高,不存在外省污染的问题。第三,由于历史上是“前线”的缘故,福建省的大型污染企业比较少。第四,省环保局领导班子团结有力,环保系统上下协调,政令畅通,组织纪律性强,这是实施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保证。

2002年7月3日,全省环保大会如期召开。这是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大会,规格很高,人大、政协和省直机关有关领导都来了,全省各个设区市的市长、分管的副市长、环保局长也来了,各个县(市、区)政府主要领导、分管的领导及环保局长也都来了。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宋德福同志、省长习近平同志、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同志,三位领导当时都是一把手,都讲了话。习近平同志作了《全面推进生态省建设,争创协调发展新优势》的主旨报告。在讲话中,他把福建生态省建设中的目标、要求、任务、步骤、阶段,都讲得清清楚楚。他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就是经过20年努力奋斗,把福建建设成为生态效益型经济发达、城乡人居环境优美舒适、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全面优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繁荣、山川秀美、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省份。习近平同志还强调生态省建设“要有成效”,就是不要有水分,要实,要管用,政策、措施要讲求实效。在这次大会上,大家还认真讨论了《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实行环保工作述职考核的决定》,这两份文件发给全省县、市、区的党政部门,文件中有不少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强调对生态环境工作责任要列入各级党政部门政绩考核的内容,一把手要亲自抓、负总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要进行审计,要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票否决”。大会还按照《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长环保目标责任书(2001—2005年)的通知》,现场由习近平省长和全省九个设区市的市长签订了《市长环保目标责任书》;大会后各设区市也参照省里做法,召开了全市环保大会,市长也和辖区内的县(市、区)长签订了环保目标责任书。这次大会在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效果非常好。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省委省政府的文件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的要求都逐步得到了落实。

大会期间,我们再次和解振华局长商讨落实接下来的《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修改稿)论证会事宜,涉及了论证会怎么开、在哪里开、谁参加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建议:“我们去北京开,这样国家环保总局好安排工作,也可以少增加两院院士的麻烦;会务工作,由我们和国家环保总局一起做。”解振华局长完全同意习近平同志的意见。

2002年8月25日,论证会如期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同志亲自带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及有关厅局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论证会,我们和省内外专家、院士们也都去了。解振华局长亲自带领有关司局长全程参加了会议。论证会期间,国家环保总局的有关领导跟我讲:“你们的习近平省长对环保工作这么重视,还亲自主持论证会并发表很有见地的意见,使我们很感动;你们省这么重视生态省建设,也给其他省带了一个好头。”这次论证会,共有17位国内知名专家参加,其中有8位是两院院士,他们对《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给予了总体上的肯定,同时也就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规划纲要进行了修改充实。这项工作卓有成效。纲要正式颁发后,各方面的反响都很好。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2003年初,国家环保总局根据生物丰度、植被覆盖、水网密度、土地退化、环境质量等指标对外发布的“2002年全国环境状况综合评价指数”,福建省生态环境状况综合质量名列全国第一,但我们对外都只讲“名列前茅”。福建的生态环保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的为民情怀和狠抓落实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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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前后,你们都有哪些交流?

李在明: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即将离开福建赴浙江任职前,他通知我到他办公室见见面。首先,他表达了对福建的眷恋不舍,谈了服从党中央的安排,以及和浙江方面工作交接的进展情况。接着问我:“浙江现在提‘绿色浙江’,你怎么看?”我建议说:“我认为应该和国家提出的‘生态省’建设口径一致比较好!”那天,他还嘱咐我要继续搞好福建的生态省建设。我们聊了近一小时后,他说:“在明,我们照个相留念吧!”在合影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很亲切地拉着我的手,照了张相。我当时心里很高兴,但是一想到他一离开福建,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又觉得很不舍。他对我说:“你以后有机会到浙江,就来见见我。”我很感动,答应“一定!一定!”但我也深知他到浙江以后工作会更加忙了,也就没有去打扰他。

2004年,浙江省和国家环保总局在杭州联合召开“全国生态省建设论坛”,我陪同福建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参加论坛。当时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他全程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那天晚餐后,我和习近平同志在宾馆门口聊了十来分钟。我对他说:“您离开的这两三年,大家都很想念您,请您有机会一定回福建走一走,和大家见见面。”他很愉快地答应了。

采访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相信您也一直关注着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方方面面的措施,关注着我们国家的巨大变化。

李在明:

是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经常跟我的亲朋好友讲: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感情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加上“感情上”,不仅是私人的感情,更是革命的感情,是人民对总书记的感情。退休后,我已经形成一个习惯: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哪怕有事错过了,也要补看。我从电视上能看到习近平同志,也能了解到一些时政的情况,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不少人说:习近平总书记太辛苦了,太累了。出国访问,乘坐飞机要那么长时间,到异国他乡,连时差可能都还没倒过来,就马上参加国事活动。他的勤政为国、真心为民的精神,令人深受感动。

这些年来,由于曾经从事环保工作关系,我特别关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情况。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列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我注意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大漠戈壁到江南水乡,习近平总书记每赴各地考察调研,几乎都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邃思考和明确要求。在考察调研中,在各种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比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等等。听到这些理念,联想到他在福建工作时讲的一些话、推动的一系列工作,感到是那样的亲切。

我们都看到了,这些年来我们党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新局面已经开启。

我欣喜地看到,2018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会议的最大亮点是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相信,今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绿色发展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中华大地一定会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采访组:

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和工作风格一定会有深入的认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李在明:

我有幸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几年,接受他具体的工作指导,亲身感受到他的领导风范,因而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风格有着进一步的认识。我感触比较深的有这么五条:

一是注重调研、善于规划的工作风格。习近平总书记对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举措,都会先摸清情况,在调研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对重大事情更会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形成长远的规划。比如当年的《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带领我们用一年多时间搞调研后才形成的,这是我亲身感受的其中的一例。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如反腐倡廉、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带一路”倡议等等,都是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战略规划。纵观习近平总书记的从政经历,我不仅感受到他实事求是和问计于群众、求知于实践的根本工作方法,还从更深层次感觉到他对长远规划的重视。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一以贯之的工作风格。

二是狠抓落实,“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工作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工作历来是非常实在的,他善于规划、注重落实,从不急功近利。他曾说过:“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他在福建工作时就非常注重规划和工作持久的落实,不搞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他要求我们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要言行一致,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规划蓝图。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负责的使命感。

三是为民服务的施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来自基层,和人民群众一起生活过,与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了解人民群众在想什么,所以他接地气、有底气。他在福建工作期间,我们能够从他工作的点点滴滴看出他执政为民的理念。他认准的事一定会抓紧、抓实、抓到底。他在福建工作时经常和我们说:“不要忘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道出了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执政之本,所以他能够始终如一地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对人民的感情,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理想,就是他鞠躬尽瘁工作的动力源泉。

四是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站得高,看得远。党的十八大以后,他办的几件大事都非常具有前瞻性,具有远大的战略思维,既有放眼全国的高度,又有胸怀世界的宽度,同时又非常切合我们当前的实际。我想,这是因为他在基层工作过,充分了解基层,他从大队支书、县委书记、副市长、地委书记、市委书记到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中央领导,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对基层工作的整个结构、组织、具体运转既有微观认识,也有宏观了解。再加上他从年轻时开始,就善于学习,勤于思考,造就了他科学缜密的思维能力。所以,很多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形成他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

五是审时度势的政治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有着超群的政治定力。他在福建工作的时候,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困难,特别是他担任省长的时候,厦门“远华案”严重影响了福建的形象。当时政治生态欠佳,经济发展艰辛,财政也遇到很大困难,厅局级以上的干部被查处了不少,甚至某些地区和系统的领导干部大面积“沦陷”。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习近平同志还是能够镇定自若,力挽狂澜,全力掌控局面。在他的努力下,各项工作很快又进入了正轨。党的十八大以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在中国不断崛起的同时,一些看着我们不顺眼的国家和势力在不断搅局,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很有政治定力,用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真诚待人的人格魅力,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创了新时代大国外交的新局面,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途国家的响应;比如南海争端妥善的化解;比如对菲律宾、东盟、美国的外交关系处理等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确是一位审时度势、稳健睿智的大国领袖。

习近平在福建(十八):"福建的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抓起、亲自推动的"

即时 | 2020-07-27 08:43

采访对象:黄建兴,1948年11月生,福建闽侯人。1989年8月任福州市林业局副局长,1990年5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1991年1月起历任福建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处长,1998年4月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2002年5月任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长,2008年1月任省人大常委、农经委主任,其间借调国家林业局任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2011年1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初访,2020年1月5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黄建兴家中

采访组:黄建兴同志,您好!上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您也在这一时期调到市政府办公厅工作,90年代末你们又在省委一起共事。请您谈谈你们一起共事的情况以及您对他的印象。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1990年调任福州市委书记。那时,福州市有五区八县,农村工作占到很大比重。他十分重视“三农”工作,为了加强市里对农村工作的协调和推动,提出让一位农村基层工作过的干部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协助市领导工作。经过市委组织部推荐,我于1990年5月就任此职。从那时起,我与习近平同志有了工作接触。

在工作接触中,我深刻感受到人民群众在习近平同志心中的分量,感受到为民情怀已经深深融入习近平同志的血脉。这里列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妥善处理1990年连江县琯头镇官岐村发生的“8·2”恶性群体性事件。当时,福州久旱不雨,镇上派工作组到官岐村协调分水灌溉工作,有名干部发现一位农民私自扩大农田进水口,大发脾气,争执当中把群众推倒在水田里。事情发生后,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这名干部见势不妙,跑离现场向镇党委负责同志汇报,说官岐村农民造反,应马上派人教训一下。镇领导没有认真细致了解情况,头脑一热,当即组织几十个人把村子围起来,打骂群众,冲到村民家中打砸家具,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琯头镇是侨乡,海外华侨遍布世界各地,侨民知道这件事之后都很生气,组织人到市里反映,要求严肃查办。他们手头掌握了一份记录现场过程的录像,表示:“如果市里不能解决,我们就到省里去告。如果省里还不能解决,我们就通过侨界告到中央去!”事态进一步恶化。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刚到福州市任职不久。他对这件事很重视,但处变不惊、非常沉稳。经过初步了解,他指出:“群众是占理的,干部野蛮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他当机立断组织调查组进行核实,然后做好安抚工作,再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处理。这个调查组由公检法等部门的十多位同志组成,让我带队。临走前,习近平同志特别叮咛我下去之后不要搞官官相护,要多听群众意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经过一个月认真细致地工作,调查组稳住了局面,掌握了真实情况,回来后向习近平同志主持的市委书记办公会作了汇报。他听取汇报并看了相关录像,严肃指出:“这件事情处理的宗旨,就是为民伸张正义。对欺压百姓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市委秘书长林文斌同志向连江县委县政府传达了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县里及时处理了殴打侮辱群众的干部,并安抚了受害者。由于事情处理得公正、合理,得到了官岐村群众的谅解。调查组离开时,村里的老百姓夹道欢送,还放了鞭炮,连江县的海外乡亲也口耳相传,大家都称道习近平同志是“包青天”。

通过这件事,我对习近平同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也印证了我之前听到的他在宁德地区留下的良好口碑。他那么年轻,却敢于担当,能够秉公处事,替老百姓伸张正义,实在令人钦佩。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1998年,那时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工作,我也调到了省委办公厅直接为他服务。有一次我陪他到福清市调研,晚上8点多返回福州市区途中,遇见一起卡车和摩托车相撞事故。习近平同志看到骑摩托车男子倒在血泊中,要求立即停车下去看看。我们都劝他,交警已经到位了,就不用管了,还是继续赶路吧。习近平同志严肃地对我们说:“倒在那里的如果是你们的亲人,你们会不会下去。”他下车察看后,马上叫人拨打120,接着俯下身握住伤者的手安慰他:“不要怕,我们周围有这么多人帮忙呢。”10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等伤员上了救护车,习近平同志反复叮嘱一定要抢救过来,然后才回到车上。在返城的车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看得出来心情很沉重。车上静悄悄的,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我想,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坚持下车去看望伤者,是因为他确实把群众当作了亲人,十指连着心。

习近平同志还真诚爱护着身边每一位工作人员,我对此也深有体会。1987年,省委办公厅要调我去工作,但是因为家庭原因,我一直没去。1988年夏天,我忙于抗洪,疏于照顾家中孩子,耽误了医治时间,17岁的儿子在生病17天后突然离世。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现实,给我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击。那段时间,我的精神几近恍惚。1990年下半年,省委办公厅又动议调我去,这次是通过习近平同志做我的工作。

1990年12月26日,是我至今难忘的日子,习近平同志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心。我说:“习书记,我不想去省里工作了。”习近平同志说:“建兴,你为什么不去?怎么想的,跟我说说。”我说:“我连孩子都没有了,对我来说,一切都没什么意思了。”沉默了一小会儿,习近平同志说:“建兴,你所遇到的这种打击,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但是,过去的事情谁也无法改变了。你作为一个男子汉,千万不要消沉下去,一定要振作起来。你调到省里面,工作忙一点,还能分散你的注意力,对你也是有好处的。”我说:“您这么理解和关心部下和百姓,我很佩服。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就想跟着您好好工作。”他对我说:“你先去吧,以后日子长着呢!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在一起共事。”

其实,直到这个时候,我和习近平同志接触也并不多,但他这么大的领导,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跟我聊家常、谈心事,不摆任何架子,字字句句都是贴心体己话,都讲到了我的心坎上,让我心头一热,眼泪夺眶而出。习近平同志马上拿出抽纸递给我,让我擦眼泪,临别时又紧紧握住我的手,给了我无限的力量。我一个劲地重复着说“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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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一直思考和推动生态省建设,您先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又到省林业厅当厅长,了解他的初衷和想法吗?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任专职省委副书记时,主管农业农村和统战双拥等几块工作,我在省委办公厅为他服务。那个时候,他对生态省建设就有很多思考,曾说过:“生态资源是福建最宝贵的资源,生态优势是福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生态建设应当是福建最花力气的建设。”

1998年11月,习近平同志带我们到武夷山市调研生态保护,在车上利用空隙时间给我们上生态课。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是美国夏威夷岛当地政府想利用优越自然环境发展农牧渔业来繁荣经济,当地议员和专家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要利用这个自然优势,把生态环境文章做足才是真正出路。最终,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退耕退渔去牧,由此才使夏威夷岛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习近平同志说,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武夷山应该把自然生态保护好,这是关系武夷山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当年,生态建设还是一个新名词,但在习近平同志的头脑中,生态理念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愈加强烈。

1999年上半年,习近平同志带我们到平潭考察沿海防护林。当走到芦洋乡洋中村时,知识渊博的习近平同志跟我们讲起乾隆十四年当地发生的“一夜沙埋十八村”史实,当时全村无人幸免于难,只逃出一只小猪。随行同志听了之后,都笑了出来。他立刻严肃批评说:“你们还笑得出来,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一个生态环保的反面教育基地,让子孙后代都明白生态保护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后来,我到省林业厅工作,根据他的指示精神,在当地建立了十八村森林公园。

2001年,担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着手抓生态文明建设,亲自担任福建省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前瞻性地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规划。2002年,习近平同志在省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目标。同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福建成为全国首批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之一。从此,福建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工程。此后,福建作为样板,带动了全国十几个生态省的建设。

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我讲一件至今记忆犹新的往事。2002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带着我们从福州前往武平县调研。车过闽侯县祥谦镇五虎山下时,我向他介绍了五虎山的神奇之处,其山顶平如桌面,五个山顶就是五个桌面,无论是山体面貌还是生态环境,都堪与只有一个平台的世界名山南非开普敦的“桌山”媲美。习近平同志非常感兴趣,立即交代司机慢慢开,边看边感叹:“这五个山头虎虎生威,真是神奇之山,离市区又这么近,以后将是福州百姓的好去处。”他还说:“我在福州工作时,请新加坡专家参与制定福州市总体规划,以八一七路为中轴线,延伸到这里,应该是福州南向最大的案山。”他对我说:“这是自然形成的东西,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你们林业厅应把这一带的生态环境保护好,决不能被破坏掉,否则大自然不会答应,人民也不会答应。”根据习近平同志的嘱咐,我出差回来后立即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和规划。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五虎山2004年就被列为省级森林公园,之后又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方圆4万多亩的生态风貌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福州市民走进森林、亲近自然、接受生态教育的重要基地。如果没有习近平同志当年的高瞻远瞩,以五虎山的环境优势和区位优势,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要大兴土木搞大建设,估计早已面目全非,至今想起来还后怕。前不久,闽侯县学习借鉴尼泊尔的经验,决定在五虎山启动实施“国际百里徒步线路建设计划”,保护发展五虎山迎来更大机遇,将为福州和全国人民生态体验、休闲度假和环境教育提供广阔空间。

2002年6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三明调研视察特大洪灾灾后恢复情况时指出:“现在看青山绿水没有价值,长远看这是无价之宝,将来的价值无法估量。”

在“生态福建”战略构想基础上,福建创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特别是2014年,福建有34个县(市)不再把GDP纳入考核范围,而是把林业的“双增”目标纳入年度考核,将森林覆盖率作为重要指标,这在全国还是首创。同时,福建还建立了森林资源保护问责机制,对责任主体实行一票否决。

在生态省建设中,福建不断加强自然保护区、沿海防护林、重要湿地等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同时也加大了林业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的建设力度。福建在全国率先开征森林资源补偿费,并且逐步完善了森林生态的补偿机制。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生态福建”战略构想,和他2005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是一致的。福建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起步早,而且力度很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都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时的生态理念一脉相承。

采访组:福建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抓起、亲自主导的。当年,他是怎么提出这项制度改革的?

黄建兴: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1996年5月26日,习近平同志到沙县调研奔小康和农业农村工作时指出:“要考虑林业产业化问题,既然沙县是林业大县,除了要一个林业生态效益外,还应该要林业的经济效益,真正把林业当成产业来办。我省是全国的林业大省,林业也是我省的支柱,这个文章大家要共同来做好。”这个提法与当前习近平同志为福建提出来的“生态美、百姓富”的要求是一致的。

他曾对我说:“福建林业曾经辉煌过,随着形势的变化,各种矛盾的积累越来越多。如果不改革,总有一天矛盾会大爆发,必须首先在林业经营体制上动手术。我们干林业,不能只见林不见人,林是人造出来的,首先要研究造林的人对林子的利益关联度和关注程度,千方百计调动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这是林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2002年5月任省林业厅厅长,他专门找我到办公室深谈了一次,谈话的主题就是集体林经营体制改革。他说:“集体林本身就是村民集体共有的,应该还山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能不能把林地当成农田一样家庭承包到农户去?”我当场表示:“这个想法很好,我上任后的这段时间,主要花时间找省、市、县三级林业干部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他们的共同意见,就是林业要发展必须做到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武平县委县政府今年4月已经出台了关于林地林木产权制度改革的文件。”

习近平同志说:“好,我们近期抽时间到武平调研一下,先搞试点。”他还提醒我:“此事要慎重,因为80年代林业‘三定’时,有些地方出现了乱砍滥伐的局面,所以中央暂停分山到户。到现在,能不能分山到户,中央还没有明确的态度。我们只干不说,试完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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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要在福建大力推动林权制度改革?有哪些重要的动因?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分管农村农业工作时,经常深入山区林区调研,十分了解福建林业面临的困难和群众的期盼,这促使他下决心推动林权制度改革。

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一个动因,就是“形势所迫”。当时,福建在林业方面有五个困难:一是造林难。群众有句顺口溜:“年年造林初二三,造在家的后门山,年复一年还是一片光头山。”二是防火难。群众不但不担心森林火灾,反而还盼着等火灾后上山砍烧火柴,通常就是“干部打火,群众观火,领导恼火”。有一位镇党委书记对我说,山林着火了,干部火急火燎赶过去,群众在旁边看着,没有一个帮忙救火的,还说风凉话:“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慢!”每场森林火灾,部队上去了,干部上去了,群众却袖手观火,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情景啊!三是乱砍滥伐严重。当时全省规模不等的乱砍滥伐事件,一年高达万起左右,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年采伐量超过生长量的现象。四是技术推广难。几十年来,我们林业科技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但农民没有造林积极性,即使有了技术,也难以推广。五是干群关系处理难。农民常说:“集体林干部林,群众收入等于零。”这句话并不夸张,事实也确实如此。哪怕是重点林区的村,农民从林业得到的收入也微不足道。所以,农民称“村里面的林业收入是补不完的干部补贴,是花不完的干部接待,是办不完的‘公益’事业”。一个时期以来,涉林腐败案件频发,干群矛盾加深。正像习近平同志预判的那样,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矛盾总有一天会大爆发。

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二个动因是“百姓的期盼”。福建的地理特点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古以来,福建人靠山吃山,有山有林的地方自古都很富庶,山林也被誉为“绿色的金库”。但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建很多地方反而变成了“靠山不能吃山”,端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这让老百姓怎么办呢?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改,福建人盼着“分山到户”,却没有盼到。当时土改主要是改田,改山却改不下去。“文化大革命”之后,林业实行“四固定”,其中之一是固定了集体林,所以老百姓盼着分山,也没盼到。到了80年代,林业“三定”划定自留山、确定责任山,但是也没有搞彻底,那时候很多人有山无证或者有证无山。后来,两山并一山,逐渐演变成了“干部林”,使群众又一次失望。老百姓说:“千年铁树开了花,田地回了家(指80年代家庭承包分田到户),何时铁树又开花,林地回到家。”可见,老百姓是多么急切地盼望林权制度改革。

以上这两点,我理解,就是习近平同志推行林权制度改革两个最重要的动因。

采访组:当时搞林权制度改革是有政治风险的。请您讲一讲,为什么习近平同志有魄力进行改革探索呢?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有这个胆量,首先来自他对形势的正确判断,来自他对土地政治属性的深刻理解,来自他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历史担当。土地,是政治问题,也是民心问题。

之前分山到户造成乱砍滥伐,现在搞分山到户有没有风险?林改之初,习近平同志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改革20年了,党的农村政策一直稳定向好,这给群众吃下了定心丸。农村干部素质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些都是规避风险的重要社会因素。只要政策制定得好,方法对头,就是有风险也是可控的。所以,习近平同志对推进这项改革是胸有成竹的。

1998年4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从福州到龙岩调研的路上,跟我们畅谈土地关乎民心这个话题。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改朝换代都因土地问题而起,自古以来始终演绎着土地兼并和抑制兼并的历史发展过程。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中国共产党靠着“打土豪分田地”凝聚了亿万民心,所以共产党夺取政权靠的是土地政策和百姓支持。他还说,领导干部必须有爱民之心,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老百姓的期盼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老百姓的呼声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神圣职责。我们一旦对人民承诺了任何事情,就必须兑现。该做的事情不做,就违背了我们党的宗旨。

当时,我们也为习近平同志捏一把汗,分山到户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作为年轻的省级领导,敢冒这个风险,只能说完全是出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使命和情怀。十几年过去了,回想习近平同志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敢于挑战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没有解决的林地使用制度这个难题,足见他的胆略气魄和政治智慧。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福建林改最初是如何搞的试点?

黄建兴:从全国来说,林权制度改革当时还没有先例。习近平同志给我们提的要求是既要慎之又慎,又要积极推进。经过再三考虑,我们选在武平做试点。武平县位于龙岩市西南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武夷山脉最南端。在林改上先行一步,武平试点得到三条基本经验。

首先,要解决“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当时,既没有红头文件,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大家在摸索中进行改革,各种争论都很激烈。一部分人主张家庭承包,要均山到户,体现公平优先。另一部分人主张大户承包,理由是山林跟田地的情况很不一样,山林的生产周期长、投入大、效益低,只有大户承包才能经营好,体现效益优先,采用竞标办法把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在这关键时刻,2002年6月21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到武平调研林改,十分有针对性地指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到山上。他所说的意思就是,农田承包必须坚持家庭承包制度,山地承包也要坚持家庭承包制度。家庭承包是我国在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政治基石。林改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习近平同志一锤定音地确定了林改的正确方向。

其次,武平破天荒地提出林木林地产权制度改革,这与几十年来多次的林业改革最大的差别,就是触及了产权。习近平同志说,多少次的改革为什么成效不大,因为都只在管护责任制上兜圈子,没有触及产权,就不会触动林农的心。在他的指导下,林业厅2002年8月邀请国家林业局法规司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省委政研室、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领导和专家就林权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形成了“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的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林业经营体制改革创新模式。后来,这个创新模式被推广到全省,还被吸收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文件中。福建林改为全国林改树立了标杆。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健全机制对林改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林改是很难的问题,而且是老大难问题,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就不难,所以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由书记亲自抓。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指示,武平提出了“县直接领导、乡镇负责组织、村具体实施、部门积极配合”的林改机制,后来被中央林改文件吸收。武平县还建立了三级书记抓林改的格局。

我听说,2012年3月,已在中央工作的习近平同志看望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福建代表团代表时,还对武平林改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多年来,在全省干部群众不懈努力下,这项改革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可以看出,他对此是十分满意的。

采访组:您认为福建的林权制度改革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黄建兴:改革成败要用时间来检验。从武平试点至今已十几个年头,可以说改革是成功的。林改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经验是正确的改革道路选择。在林改前期,我们召集各方面专家召开多场研讨会,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辩论激烈,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要彻底就要走林地私有化的道路,不要遮遮掩掩;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走老路,“大一统”,现在生态优先,加上劳力外出务工大量增加,还是继续由村组织统一经营。武平的试点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既不走私有化邪路也不走“大一统”老路的新办法,在坚持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前提下,巧妙地将林地承包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从林地集体所有权中独立出来,视同用益物权,在承包期内,享有对林地的占用、使用、处分、收益的物权地位,采取家庭承包的方式真正落实到农户,确立了集体所有与家庭承包新型物权关系。这是武平林改的正确道路,也是习近平同志肯定、支持和引导的林改之路。

第二条经验是一揽子制度设计。武平调研回来后,习近平同志叮嘱我要总结好武平林改的基本经验,并对全省林权制度改革出台一个指导性文件。这个文件很重要,它就是一张设计图,就如同好的建筑物离不开好的设计图,林改要成功,制度设计是关键。根据他的指示,在武平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对全省开展林权改革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研,提出了对策。在法律层面,我们提出来要按照现行的《森林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为依据,依法改革。在工作步骤上,要求先行试点,然后推开。在工作方法上,由省、地(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林改,省抓县、县抓乡、乡抓村,实行包片、包村、包户、包山场地块的“四包”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制定奖惩措施。为保证改革效果,政府还成立改革督察小组,对林改开展监督检查工作,贯穿于改革全过程。在处理林情差异上,根据林农对山林的依赖程度,实行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因村而异,一村一策,不搞“一刀切”。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坚持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依照法律,协商解决。整个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有预案,暴露出来的矛盾都及时得到解决,所以这次改革推进很顺利,不管武平县,还是福建省,开展都很顺利,风险也都得到有效管控。习近平同志于2002年10月调离福建,但是在他任上已绘就了林改设计图。我两次去浙江看他,他还十分关心地问,福建省的林改文件出来了没有?文件一定要出好,林改才能获得最后成功。他还指出,确权到户后,要注意发现新矛盾、研究新问题,比如:“钱从哪里来?”——一定要考虑如何打通农民和银行之间融资渠道;“树要怎么砍?”——一定要改革采伐制度;“单家独户怎么办?”——一定要走联合道路。根据他的思路,我们深入调研,创新思维,在省委省政府关心和支持下,形成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林改文件,于2003年9月正式出台。后来,2008年党中央、国务院1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吸收了福建林改的经验。

第三条经验是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习近平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历次改革大多数是群众创造的,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搞改革是搞不成的,安徽省小岗村改革是这样,这次林改也是来自武平县农民的首创。这么浩大的改革,我们一定要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由群众当家作主。后来,我们在武平的林改,乃至福建的林改,都坚持了这个原则。我们规定村里的改革方案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通过,林改的程序、方案、内容和结果都必须向全体村民公开。分田容易分山难,山有好山、坏山,阴坡、阳坡,林有商品林、公益林,幼林、中龄林、成熟林,神仙都没办法分好,只有依靠群众自己来讨论,就让他们争吵个三天三夜,最终理由吵明了,人也吵累了,大家都互让一步,意见统一了,问题自然解决了。现在回想起来,真还有些后怕,当时我们估计这次改革是一场利益的博弈,有可能引起农村社会的不稳定,然而我们采取“群众的事情群众办,群众的事情自己说了算,不包办代替”的办法,形成了和谐改革大环境,全省都很平稳,这就是林改成功的一大法宝。

林改中坚持走群众路线,不等于各级党组织甩手不管。我们强调五级书记抓林改,不但不能放弃党的领导,而且要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有机结合起来,利用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巨大组织力,保证了这次林改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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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怎样评价林权制度改革的历史意义呢?

黄建兴:林权制度改革不但得到老百姓拥护,也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经济学家厉以宁同志曾这样评价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亿万农民自行创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也就是说,人力资本从此有了极大的活力,它不仅能更好地利用物质资本,创造财富,而且能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使社会经济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正如改革开放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一样,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土地,体制一改变,奇迹就产生了。当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主要依靠农民创业积极性的调动,今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功同样如此。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也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典型的绿色改革与绿色发展,是在中国大地发生的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革命。集体林改基于林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系统,提出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三个目标,初步达到了“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良好、林区和谐”的目的。国家林业局每年发布的林业改革报告中的数据表明,集体林改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效益的统一,为深化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规模如此之大、涉及人口如此之广的改革从试点到全面推开,经过几年时间已基本完成主体任务,这在中国改革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中央党校教授李兴山评价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是在改革范围上的突破,从耕地改到林地,形象地讲是从平原改到山区。第二是在改革深度上的突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真正意义上产权量化的改革,实现了产权交易。我国592个贫困县中,有496个在山区。林改在中国怎么评价都不算高。

有国外专家评价说:中国林改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也是最为成功的一场林业改革。

林改,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农村搞的试点开始,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十几年的时间,林改已在全国推开。

我们常说:“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农民对自己所有的山林产业非常重视,他们把自己的重要证件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打开一看,是结婚证、房产证、林权证。有了林权证,农民就像吃了定心丸。农民过去几十年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财产。如今,这山林就是他们重要的财产。俗话说:“人有恒产才有恒心。”只有老百姓对山林有了自主权,才会真正用心地去经营、管理,并且从山林里得到更多收入。

林改也让党和政府得到了民心。有一个村子,村民自发集资在村口立个大石碑,把林改功绩刻在上面。人类有史以来,能储存最久的信息,就是石刻,它比印在纸上、刻在木头上的信息都要保存得久远。所以,习近平同志推行的林业制度改革让农民有了林权证,这是民心碑、千年碑。从这个角度说,林改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林改本身。

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酝酿策划到开展试点到全面推广,都是习近平同志倾心倾力,亲自抓起、亲自推动的,尤其是他提出的“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这四句话,体现了顶层制度设计的理念,把握了改革的方向,明确提出四个关键问题,针对性地推出改革举措,为林权制度改革在福建获得成功、在全国平稳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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