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纪念建党84周年，大力宣传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进一步推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开展，7月1日，省直机关党工委举办了“省直机关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报告会上，省农科院院长、全国劳模谢华安等7位党员同志用朴素的语言、真挚的情感、生动的事例，讲述了他们在平凡岗位上追求、奋斗、创业、奉献的历程。他们的事迹，包含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情，平常之中的强烈的责任感，展示了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他们的事迹，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既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成果的具体体现，也是今后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建设的鲜活教材。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首届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八五”科技攻关先进个人谢华安
　　我出生于龙岩的一个贫困农家。打小起，父辈们在贫瘠土地上求生存的艰辛，乡亲们面对受病虫侵害而颗粒无收的稻田发呆的一幕，连同我亲历的半饥半饱的生活，给我一个永久无法驱散的黑色记忆。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全家人吃饱饭，得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吃饱饭。此后的岁月，为着这个“梦”，我求索、奋斗。
　　粮食生产，良种是提高产量的关键。1972年9月，我奉调三明农科所工作，并被选派赴海南岛作育种工作。在海南，我几乎跑遍了周边所有兄弟单位的育种基地，锲而不舍地拜师取经。江西省宜春地区农科所水稻育种专家邬孝忠，在我回福建的前夕，送给我15粒宝贵的种子。我把其中的8粒种子分给了本省同行，剩下的7粒播在花盆里，一粒一盆，细心呵护。就是这7粒种子，为我日后开展一系列研究打下了基础。
　　三四月是海南最热的时候，而每天上午10时至下午一时，也正是水稻扬花授粉的关键时刻。育种期间，我们白天要赶禽畜、飞鸟，晚上要与偷吃种子的老鼠较量。为了种苗，我们彻夜守护在试验田头。
　　1980年，我们在海南从几个优良株系中选出一个具有抗瘟、强恢复力、高配合力的品系，定名为“明恢63”。“明恢63”配成的各种组合，至今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2亿亩，成为我国应用最广、持续应用时间最长、效益最显著的恢复系。此后育成了中国杂交水稻良种——“汕优63”。它的选育成功，不仅意味着高产，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中国第一代杂交水稻不抗稻瘟病的致命问题。1986年“汕优63”首次登上全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排行榜之首，袁隆平先生一到福建，第一句话就说：祝贺你，汕优63已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稻。
　　据统计，从1986～2001年的16年间，“汕优63”为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良种，至2003年已累计种植9.31亿亩，累计增产稻谷689.74亿公斤。这个获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人民告别饥饿，为人类的种子工程和粮食工程作出了贡献，“汕优63”在东南亚、越南等国推广应用，被誉为“东方神稻”。
　　1996年，我从三明市农科所调到福建省农科院任院长，时值美国专家布朗提出耸人听闻的“谁养活中国人”的论调，我深感作为农业科技人员的重大使命。我参加了中国超级稻(超高产水稻)的攻关。这几年来，我们先后培育出三个百亩亩产八百公斤以上的杂交稻，在云南的种植曾创下亩产达1196.5公斤的世界纪录。我又在本省做试验，利用头季割起后的水稻，通过施肥、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培养再生稻。现在，我所培育的超级稻已连续四年实现头季、再生季亩产达到1300公斤以上，屡创再生稻的世界纪录。国家科技部、农业部由此决定，在南方推广这项日臻成熟的再生超高产水稻技术。
　　种子可以在地上培育，也可以上天，实现地上难以达到的有益变异。1996年起，通过卫星搭载把种子送往太空，在地面种植选择育成了太空稻，其中“Ⅱ优航一号”分别在云南和福建尤溪县实验种植，成为全国第一个百亩片平均亩产超900公斤的超级稻，创中国航天育种水稻问世以来的最高记录。这几十年来，我的许多同事，为杂交水稻流血流汗流泪，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幸福，放弃了天伦之乐，他们是功臣！我的成果都是团队智慧的结晶。这些年来,党和政府给了很多荣誉,我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每当站在领奖台上，我的心情都十分激动，这是人民对我的厚爱。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研究员郭琼霞
　　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
　　1982年1月，我从福建农大农学系毕业后，来到福州动植物检疫局，开始从事旅客检疫兼杂草鉴定工作。为了多认识杂草，我常常利用执行航班检疫任务之外的休息时间，走遍机场周围的村庄和农田，对各种杂草进行采集和鉴定。即便是外出考察学习，我都不忘杂草的采集。
　　进口的原粮杂草疫情比较复杂，特别是进口小麦、大豆，几乎每批都能检出几十种外来杂草。至今，我已检出外来危险性杂草300多批次，国内尚未记载的杂草100多种，有毒有害的外来杂草500多种。
　　杂草种类繁多，有些杂草种子却非常类似，光凭外表形态很难作出准确鉴定。我主持开展两种危险性杂草与它近似种的细胞学研究获得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专家评价达到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获得福建省科学技术奖、国家质检总局的科技兴检奖三等奖。随后，我又进一步开展了杂草基因研究，于2004年获得成功，我所研究的ITS基因序列填补了国际同类研究的空白，并载入国际基因库。
　　当我对杂草鉴定积累了一些经验，非常希望自己的点滴心得能让同行们一起受益。于是，我对收藏的500多种外来杂草籽一粒一粒地进行解剖鉴定和绘图，编著了《杂草种子鉴定图说》，还编著了《杂草种子彩色鉴定图鉴》，以便读者更加直观地对照鉴定。我这个摄像的门外汉，又开始学习显微解剖照相技术，为此，我的视力从1.5降到了0.8。2000年，这部专著被评为“福建省第五届自然科学优秀专著”二等奖。此外，我还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国家局布置的近20年来世界危险性杂草的检索终端任务，建成了我国动植检系统第一个检疫性杂草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资料平台。我还编著了130多万字的《拉英汉杂草名录》，这也是我国首部杂草名录拉、英、汉三向查阅的工具书。
　　除了口岸把关外，疫情调查是检验检疫部门的基础工作，也是农业安全的重要保障。调查场所除了码头、港口，还要跑田间地头、海滩池塘，交通不便，我常骑车或徒步前往。现已有计划地完成了闽南、闽中、闽北地区杂草疫情调查。在多年的杂草调查中，我首次发现了“加拿大一枝黄花”等10多种外来有害杂草，为我省及时防除外来有害生物入侵赢得了时间上的主动。
　　我非常重视标本建设，至今已制作并收藏各种杂草标本500多种、1000多份，实物图片3000多幅。目前，我局的杂草标本种类齐全，在全国口岸系统名列前茅，很多种类的标本都是独有的，被专家誉为是一部形象的“杂草百科全书”。
　　近年来，我局党组对科技人才的培养高度重视。作为植检学科带头人，近年来，我培养了植检学科专业人员10个；还应邀为全国口岸杂草检疫培训班等举办讲座10多场，培训2000多人次。从2002年开始，我受聘于福建农大植保学院、作物学院等客座教授和硕士生、博士生的指导老师，指导3位硕士生和1位博士生。
　　22年弹指一挥间，虽然青春已逝而享受不多，但我对自己的事业依然痴情不改、无怨无悔。今天，深深感到，组织给我的每一份荣誉，都是沉甸甸的重托和责任，我将用自己的行动，回报这份厚爱和重托。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严延生
　　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留学回国先进个人
　　提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是2003年春夏之交的那一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爆发。
　　2003年4月1日，我们接到报告，厦门出现了2例非典疑似病人，我和其他4位同事二话没说，直奔厦门。要了解疫情，就必须与病人零距离接触，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面对面采血采样，指导隔离和全面消毒工作。后来有人问我当时怎么不怕？其实，不瞒大家，确实很危险，但责任重于泰山。
　　在调查中我发现，这两例病人早上8点多就到医院门诊，挂号排队直到11点左右才看上医生。这意味着，两位病人在候诊室里与其他病人一起呆了近3个钟头！我很快向有关领导提出优先保证发热病人诊治和管理的意见，并得到采纳。
　　在那段特殊时期里，面对众多的发热病人，若能尽快确定病人是否感染非典，就能减少很多损失。时年4月中旬，我们就建立起非典的基因诊断法，又快又准。记得在对一个重大可疑病例进行确认时，为取得准确无误的结果，我与同事们连续工作了近80个小时。其后，我们被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全国抗非典先进基层党组织。
　　我与艾滋病打交道是18年前。艾滋病的疫情是严格保密的，我省用“1号病”来代称。1987年春节前，一名到美国打工的长乐籍男子，发病后回国治疗，辗转于上海各大医院检查，均未确诊。病人转到省立医院后，医生怀疑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特地请省防疫站专家一起会诊。1987年正月初五，我带着病人血液赶到北京进行检验，最终确定这是个艾滋病病人，这是我国自行诊断的首个病例！
　　1995年1月，通过监测，我们发现了我们福建的第一例暗娼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意味着艾滋病病毒已从国外感染扩散到了我们省内高危人群。随着艾滋病流行速度逐年加快，我们的防治力度也不断加大。1997年，省防疫站专门成立了艾滋病防治研究室，我被任命为该室负责人，从此走上了我省艾滋病防治的业务领导工作。
　　在省委省政府和我们卫生厅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取得了一些在国内都有较大影响的成果。一是艾滋病病毒的分离水平居于全国领先水平，我们早在五年前，就可以用少到一滴血的五分之一量，分离到艾滋病病毒，就可以用于艾滋病疑难病例的诊断和研究；二是我们在全国首先发现了艾滋病2型病毒感染，这对于指导艾滋病的整体防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三是我们不信邪，美国两家大公司的艾滋病诊断试剂盒的质量问题被我们查出来了，这个质量问题是要人命的，并且我们与厦门大学合作，研制出了国产艾滋病诊断试剂盒，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四是开展了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准确确定了福建省艾滋病的来龙去脉，还成功地做了艾滋病危险行为因素的调查，有效地提高了我省艾滋病的防治水平。我省的艾滋病累积发现数也从1998年的全国第13位下降到去年的第19位。
　　这些年，我目睹了艾滋病病人家庭破裂的一幕幕悲剧，感触很深。其实，有不少人并非不检点，而是配偶传染或输血意外感染造成，非常无辜。有的患者难以接受事实，迁怒于诊断者，甚至半夜打电话到家里谩骂。这一切，我们都得默默承受。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公众健康威胁大，是对疾病控制能力的挑战和检验。目前，我们疾控机构，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卫生厅的部署，在闽北抗洪救灾中，尽一切可能防止大灾后的传染病爆发流行。
　　这几年，我基本上没有休过节假日，有点累，但我心中很踏实，因为我和我的同事们一道，在为公众的健康尽职，在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出力，在为平安福建而奋斗。
　　
　　福建省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处处长侯超英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福建省“三八”红旗手
　　1981年，我从省商业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省统计局工作，至今已有24个年头了，我始终把“为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作为工作的目标和宗旨，努力追求数据的真实性。
　　由于农村基层统计机构不健全，统计力量薄弱，要获得真实可靠的数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年我们都要走访农户了解农作物种植情况，为审核评估数据质量掌握第一手资料；有时为了核实畜牧业数据，要一个个猪圈地钻、一只只鸡鸭地清点。为了核实常用耕地面积，我和同事曾连续两三个月深入田间地，落实地块的变更情况。有一次，我在审核报表时，发现某县生猪出栏数增幅异常，据了解该县当年没有新增生猪饲养场，我决定实地进行核查。当到达该县，随机抽取了一个乡镇准备下乡时，县有关领导提醒道：“这个乡离我们县城最远、海拔最高、路也最难行，您恐怕受不了。”但我知难而上，为了搞准数据，克服了盘山道的颠簸带来的疲劳和晕车反应，随机走访了二十多家农户，逐户核实生猪饲养数量，结果表明，该县的生猪出栏数确实不实，最终核减了4万头。
　　统计不是简单地把数据文字化，要看到数据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意义。这就要求统计工作者，不仅要有良好的业务技能，还要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为此，我相继完成了统计函授大专课程、厦门大学投资经济专业研究生进修班课程的学习，目前正参加省委党校函授本科班法律专业的学习。
　　我所从事的统计工作，具有贴近农民、面向基层，了解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的优势，因此我将向省委省政府报送信息纳入全处干部的岗位职责，进行量化管理，给大家定任务、压担子。我带头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充分开发利用统计调查资料，积极提供统计信息，撰写调研报告。近年来我所提供的统计信息和新闻被有关刊物、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采用了100多条次，10多篇调研分析报告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并在全国农村统计和全省统计系统评比中获奖。
　　2003年，我开始研究涉农产业经济统计核算课题。由于这是个全新的课题，很难找到相关的研究资料。而要建立涉农产业经济统计核算，不仅要有科学的理论支撑，还要对工业、交通、贸易等专业统计有较深的研究，必须潜下心来一个个专业地从头学起。两年来，我把绝大部分业余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项研究中。在我的床头柜上，总是放着笔和笔记本，即使是睡前躺在床上，一有研究灵感，就赶忙记下，结果竟兴奋得一整夜都睡不着。
　　四年来，我在争创统计工作业绩中获得五项“第一”：一是在全国最早开展“海洋经济统计核算方法研究”；二是“关于建立农业产业化统计调查制度的思考”课题获全国统计方法制度改革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三是“农林牧渔产业经济统计核算”课题研究为全国首创，获全国农村统计方法制度改革立项课题评审特等奖；四是出版的《涉农产业经济统计核算》一书为全国第一本同类研究论文专著；五是全省统计系统第一个4年内3项统计科研成果在全国评选中获奖。
　　
　　中国男子举重队副总教练福建省举重队总教练陈文斌
　　全国“十佳”教练员，福建省劳动模范
　　回顾自己30多年的体育生涯，我最大的感受是：奋斗拼搏——是体育生命底色；祖国荣誉——是我前行动力。在去年雅典奥运会上，我带领3名队员获得了2块金牌、1块银牌，在奥林匹克神圣的殿堂上，一次又一次奏响了雄壮的国歌，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为国家、为福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93年福建举重队在第七届全运会上颗粒无收，“剃了个光头”。赛后我觉得福建举重还是有实力有人才有希望的，问题出在训练方法和管理手段上。在各方面压力都非常大的情况下，我主动请缨，担任了福建省举重队的总教练。
　　我接管后的第一把火就是严格管理。七运会后的低谷，使省举重队士气低迷、纪律松懈。当时有个一直在我手上带的队员，曾经破过亚洲纪录，很有潜力。但是这个孩子太贪玩了，我权衡再三，决定让他搬出运动员楼。处理一个人震动了全队，其他队员再也不敢调皮捣蛋了。
　　举重运动是爆发性强的项目，根据这一特点，我确立了实施大强度、高密度、多课次、精课时、大运动量的新训练指导思想，保质、保量完成训练计划。刚开始时，许多运动员不适应，但坚持下来后，成绩明显提高。
　　由于省体工大队院内训练场馆狭小，影响训练质量。1995年夏天，我们终于在川石岛的旧营房建立了举重基地。那是个废弃的营房，要什么没什么。我们是白手起家，雇不起帮厨，大家轮流洗菜、洗盘子，烧不起煤，就自己去捡柴火、砍枯枝。2001年“飞燕”台风正面袭击川石岛，基地所有的门窗都被刮飞了，有的墙整扇吹倒。“飞燕”台风过后，我们又一砖一瓦修复了基地，边修建边训练，一天也没有耽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咬着牙坚持下来，没有一个人退缩。回过头看看那些艰难的日子，那么大的困难都克服了，还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呢！
　　担任总教练后，我把全部心血付给举重队了，留给家人的时间和精力就很少。从1995年到现在，十年来，我每年能回家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尤其是在母亲病重期间，我不能在床前尽孝，甚至连她老人家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
　　22年里，我先后培养出石智勇、吴美锦、王国华、万建辉等多名福建籍的世界冠军，他们共获得奥运金牌1枚，银牌1枚，铜牌1枚，获得世界锦标赛的金牌8枚，3人8次打破世界最高记录，获得亚运会亚洲锦标赛金牌28枚，获全国锦标赛、全运会、全国冠军赛金牌68枚：获全国青年、亚洲青年、世界青年大赛金牌近百枚。有8人获得国际级健将称号。从1993年11月我当总教练以后，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就使福建举重队团体排名从中下游一跃而起，不仅拿下全国团体总分冠军，而且连续5年蝉联团体冠军。这在中国举重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2002年1月份，我到国家队任副总教练以后，接手了张国政和李宏利的训练，又亲手把他们送上了世界大赛最高领奖台。
　　我之所以坚持到现在，还因为在我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做一个昂首挺立的中国人当我看到自己亲手培养的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获得金牌后，高高站在领奖台上，注视鲜艳的国旗升起，聆听雄壮的国歌奏响，在那个时刻，那种的震撼力，那样的自豪感，会让所有的辛酸苦辣都随风飘散。2008年北京奥运在召唤，这对我们体育人来说，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要在事业上不断攀登高峰，永远做一名昂首挺胸的中国人！
　　　　
　　省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处处长林依钦
　　福建省第三批援藏干部集体被省政府荣记二等功
　　2001年7月到2004年7月，我和其他41位同志一道，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踏上雪域高原，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援藏工作。
　　西藏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平均含氧量只有内地的60%—70%。因此，缺氧、干燥、紫外线辐射是对每个人的考验。进藏半年后，我们中有7人右心室变大、2人心尖变厚，还有一人的血脂是正常人的8倍。
　　除了身体不适应，行路也难。有的地方根本没有路，寸步难行；有的地方说是公路，其实是凹凸不平，狭窄不堪的砂石路；有的路段只有一辆车身宽，路边就是深不见底的雅鲁藏布江。
　　这三年，我们记不清走过多少崎岖的路，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在外奔波。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这里，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大家，这三年，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福建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怀支持下，在当地干部群众和我们这些援藏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林芝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去年，林芝地区GDP突破22亿元，财政收入突破1亿元，这分别是1995年援藏以前的5倍和6倍。三年里，我们共援建、援赠219个项目，招商引资1.1亿元。有的项目如福建广场还成为当地标志性建筑物。在旅游方面，林芝的自然风光优美，发展生态旅游潜力非常大，比如世界级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就在林芝境内。但我们刚去的时候，他们一年的旅游收入不到5万元，而通过产业化运作，目前林芝的旅游收入已突破3700万元。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很多方面取得突破。比如，我们在米林农场成功地试种了名优特新水果，使群众可以吃到当地产新鲜的优质水果；在米林县敲响了县级土地拍卖的“西藏第一槌”，开创了当地土地有偿转让的先河；建立了一些集贸市场，让当地农牧民把羊皮、牛皮等农牧产品拿来销售，使他们懂得商品流通的好处，也增加了收入。我们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还免费为当地培养了本专科学生135人，让他们到福建来读书，还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318人。另外，我们每个人都资助了2到3名贫困学生，每个人都掏出了五六千元工资资助困难群众。
　　可以说，这三年，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靠的是三种精神：一是老西藏精神，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二是新时期援藏干部精神，即朴朴实实做儿女、认认真真干工作、缺氧不能缺精神、艰苦不能降标准。三是福建援藏干部的团队精神，我们42个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个人就能代表一个集体的形象。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像亲人一样；在做事时，个个踏踏实实。
　　援藏三年，除了我们远离家乡，在高原接受锻炼，经受考验外，我们都感觉对家人愧欠太多、太多了。我们刚去的时候，有的孩子出生没多久，有的孩子正面临中考、高考，甚至有的人正面临着家庭变故。正如人们所说的一样，一人援藏就等于全家援藏。
　　三年的援藏岁月，也使我们与当地人民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一年前，我们离开西藏的那一天，下起了大雨，但藏族同胞闻讯都从十里八里外赶来了。林芝驻地八一镇总共只有2万多人，但那天来了近万人。一眼望去，白茫茫一片，因为每个人手上都捧着洁白的哈达。短短1000多米的路，我们走了很久、很久。那一刻，我们都欣慰地觉得，这三年，值了，我们无怨无悔！
　　
　　福建省审计厅法制处检查组组长林崇仙
　　福建省新长征突击手，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1986年底，我从学校毕业到审计厅工作不久，第一次跟随两位前辈到一家矿山企业审计。被审计单位不是很配合，不是找不到经办人，就是推诿，取一份资料要催好几次，核实一个问题要花去好几天。但经过20多天艰难而细心审计，最终查出该企业违纪金额高达300多万元，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第一次审计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使我深受鼓舞。从那时起，我下决心，要在审计岗位上耐得住艰苦，打得起硬仗，当好国家的“经济警察”。
　　审计是专门从事经济监督工作的，查问题，当然会得罪人。当这个“经济警察”威胁到一些小团体或个人的切身利益时，经常会面对诱惑，遭遇恐吓，有时甚至面临生命危险。有一次我主审某集团公司，发现该公司实际已严重亏损，资不抵债，却采用各种办法虚增利润高达两亿多元。问题暴露后，“糖衣炮弹”随之而至，遭到拒绝后，对方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天，一个陌生人闯进我的办公室说：“我知道你家住哪里，也知道你孩子的学校在哪里，你要好自为之！”对此，我有过一时的犹豫和动摇，但国家审计人员的神圣使命、领导和身边同志们的支持配合，让我顶住了压力，一查到底，并向省政府汇报了该公司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
　　在审计中，我们发现，很多单位被查出问题，大多是由于内部管理不善造成的。所以，我在审计中，牢牢把握“一审、二帮、三促进”这个审计原则，除了对查出的问题依法处理、处罚外，还与被审计单位人员一起分析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审计意见和建议，帮助企业完善制度，加强内部管理。
　　有一次我到一家单位审计，这个单位的财务科长是我的好友，但我还是对查出的违纪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和处罚。事后，这个朋友怪我不讲情面，从此疏远我。可不久前，他突然热情邀请我到他家做客。原来，他们同行业的另一家企业出现了类似问题，由于没有整改，结果触犯了刑法，厂领导和财务科长都被批捕判刑。此时他才感受到我当年的一番苦心。
　　不久，被查出得了乙肝。这场病整整折磨了我十年，期间我多次病倒在岗位上，三次不得不住院治疗。我曾经一度对治疗失去信心，是领导、同事和家人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重新点燃战胜病魔的勇气。
　　在这十年中，我不仅坚持工作，积极治病，还通过自学，获得了两个大专文凭、一个本科文凭，考过了会计师、审计师、高级审计师，以及财务人员公认的最难考的注册会计师；这十年中，我每年都担任大中型企业审计项目的主审工作，承担了大量审计技术难度大、工作量大的项目，从不找任何借口逃避困难。参加审计工作以来，我主审和参审的项目超过200个，查处违法乱纪资金不计其数，单是近5年，就查出违纪金额10多个亿，上缴财政各种款项2亿多。
　　这么多年来，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己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审计工作者。作为审计工作者，我自豪，我站在了维护国家经济秩序的战线上，“看好国家的钱袋子”是审计人的骄傲！这个神圣的职业是我毕生奋斗的事业，毕生追求的理想，为了它，再苦再累，我无怨无悔。
(消息来源：2005年7月4日福建日报)